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何致使雅典在最鼎盛的时刻走向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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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2-06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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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4-30 09:08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国家形态，最早发源于雅典。
它创建的平民*包含有世界上最早的议会制、差额选举制、比例代表制和陪审制度，这在2000多年前各国普遍实施 贵族制、寡头制或君主* 的大环境下，无疑是璀璨夺目的明珠。
除此之外，雅典民主之下开放包容的 社会 环境，以及发达繁荣的工商业对外贸易，一起孕育出了璀璨的精神文明和文化世界。
不仅*、 科技 、数学等领域的学术氛围活跃，而且雅典的文学、戏剧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它们中有许多流芳百世，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然而，即使 雅典民主 造就的辉煌瑰丽而足以被载入史册的文明，却最终在最鼎盛的时刻走向了另一种异化和极端。
这种异化的民主制将发达的文明拖向了一场重大战争失败和外族入侵的泥淖， 伯罗奔尼撒战争 。
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431年到前404年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 而雅典民主制的致命缺陷及其盛极而衰的生命轨迹，就浓缩在雅典于这场战争的糟糕表现中。
古希腊作为一个 历史 术语，严格意义上将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地中海、爱琴海、小亚细亚等地的城邦组成的共存体。
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其中 雅典和斯巴达 是最强大的两个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前，曾爆发过另一场著名的大规模战役——希波战争。
在这场捍卫古希腊文明世界的生死之战中，诸城邦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在这期间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军事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两大联盟相互配合， 发挥各自作战优势 ，在海上与陆地上给予强大的波斯人以致命打击，而自身也付出巨大代价，最终将波斯大军驱赶出了小亚细亚。
战事平息之后，古希腊世界并没有因此息事宁人。雅典和斯巴达作为波斯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在战后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大量的追随者。
其分别组建的两大军事同盟也 并没有因此解散， 反而双方还加强了对各自联盟的主导地位。
此外，双方在经济形态和**上又截然不同，雅典以工商业为主，实行民主*，而斯巴达以农耕经济为主，实行贵族*专政， 社会 形态的根本差异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敌意。
就这样，双方率领着两大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展开了对古希腊霸权的争夺，最终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谈到这场战争，想必很多人会想到三十年前的美苏争霸，结局显而易见，以美国获胜，苏联解体而告终。
当代大量西方学者将其归功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优势，而苏联*专政不得人心最终失败。
当时光倒流到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 ，想必雅典人也是以同样的鄙夷心态看待“蛮夷”般的斯巴达，但为何结局却是斯巴达胜利了呢？
从雅典民主在战争中的“迷惑性微操”，或许就能知道答案了。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并从中选举执政官贯彻公民大会的决议。
那时的执政官正是 赫赫有名的伯利克里 ——他任职期间正是雅典民主*乃至综合实力的最鼎盛时期。
在战争爆发的初期，身经百战的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情况，深知己方联盟比敌方经济基础更雄厚，物质条件更优越，而从陆上进攻的斯巴达军队比己方军队骁勇善战。
因此他明智地选择将雅典周边的居民迁入雅典卫城内， 以守为攻， 与斯巴达人打消耗或持久战，长此以往，胜利必将属于雅典。
这位将军早在波斯战争中就拿下了赫赫战功，在悼念阵亡将士的仪式中，以雅典民主为荣地他骄傲地宣称“雅典就是希腊的学校”。
然而这次战争中 拖累他的也正是民主制度。 在伯利克里封城后的几个月中，城内百姓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加之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导致反伯利克里的声浪越来越强烈。
尽管持久战长期看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可是人们打消耗战的信心和伯利克里的威望却因上述原因严重动摇。
以激进主战分子克里昂为首的反对派以此为借口 大肆指责伯利克里“懦弱”“*” ，在各种场合下无差别地攻击他的一切*。
这种反对派的煽动迅速扩大到公民大会乃至所有城邦居民对伯利克里的下台呼声，这位杰出的*领袖就这样在悲愤中染病去世，“持久战”策略也宣告破产。
如上，反对派通过煽动居民的情绪*死了伯利克里，而公民大会也顺理成章地把主张出城攻敌的克里昂推举为执政官。
值得一提的是， 克里昂出身于手工业作坊家庭， 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其战略思维和视野自然远远不如伯利克里。
然而，当作为主战派的自己成为执政官时，也就意味着他必须兑现之前对城邦居民们的承诺——既然先前将自己“毅然决然”地绑在战车上，就已经向所有居民表明自己是敢于和斯巴达作战的勇敢者。
形成了 “公知”就必须一条道走到黑， 否则就会被钉在信誉缺失、背叛邦民的耻辱架上——即使主动出击的*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之举。
果不其然，公元前422年公民大会要求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克里昂率兵援助同盟邦，结果是骑兵和重装步兵几乎全军覆没，克里昂也战死沙场。
这场战役后，从战争的势均力敌，转变为 斯巴达率领的联盟逐步掌握主动权 ，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尼基亚斯和约》。
在这之后，又有两名人物——“和平派”尼基亚斯和“主战派”亚西比德登上雅典政坛，观点的根本对立自然使得他们成为政敌。
后者则提出了一个 极为大胆的计划， 也就是趁和约实施之际远征西西里岛。因此这两个人在公民大会上进行了激烈争论，亚西比德大肆渲染开战的必要性，而尼基亚斯则一再呼吁公民大会的成员们保持冷静。
从实际情况讲，雅典刚刚在对斯巴达的战役中遭遇史诗级的惨败，正是亟需休 养生 息的时刻，此时对外再发动战争无疑是赌国运的激进行为。
而最高权力机 关公民大会主要由普通人组成， 他们无法去衡量一个*的长远影响，而在亚西比德慷慨激昂、富有煽动性的演讲之下，他们完全陷入了情绪化之中。
作出了一个惊为天人的决定，他们竟然要求尼基亚斯这个“和平派”人物去攻打西西里岛，理由是他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用于宣扬和平理念的神像，而迷信的公民大会却认为这些神像能保佑他战争的胜利！
尼基亚斯对于这一决定自然也非常震惊。 为了促使公民大会撤回决定， 他故意恐吓要率全国之军力征伐西西里岛，而就是这样更为荒谬的决议又再一次被通过！
走投无路的尼基亚斯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执行别无他法。战争的结局是：雅典军队虽然在战争初期稍占优势。
但是随着斯巴达的大量援军入境，雅典遭受了比上一次战争 更为惨痛的失败 ——陆军和军舰几乎全军覆灭，雅典国力遭受毁灭性打击，而尼基亚斯本人也命丧西西里。
此后胜利的天平几乎毫无悬念地倒向斯巴达一边。那么主战派亚西比德的情况呢？
说来可笑，他跟随尼基亚斯一起上了战场，战败后反而倒戈斯巴达，调转矛头率军攻打雅典。其原因更为可笑，当时雅典卫城内有大量神像被毁。
而反对派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向亚西比德泼脏水， 又一次蛊惑了公民大会的“乌合之众”们，一向敬重神明的雅典人判处亚西比德阴谋反人民罪的死罪。
而且竟还派人向远在西西里的亚西比德传达消息，要求他停止打仗回国受刑！
在这种国家将在外为国杀敌的将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情况下，他们还会继续坚定地为国家死战吗？我想很难。
可以讽刺地说，雅典民主之下的 公民大会使雅典人变得异常“降智” ——将本应刺向敌人的刀刃一次次捅向自己。
而直到公元前406年的阿基诺萨海战，距雅典战败还有两年时，鲜有胜绩的雅典总算是赢得了一次小规模胜利，只是海战中出现了一些小意外，一些水手落水淹死而没有得到及时收尸。
本来是一件极小的插曲，却被一些野心家鼓吹渲染、无限放大，被牵着鼻子走的公民大会把指挥作战的十将*员会中的八名送上审判席。
最终有六名被送上断头台，而这几乎是雅典唯一有能力带兵打仗的人了。
公元前404年，27年来一直刀刃向内、作茧自缚的 雅典被斯巴达攻陷 ，而这刺向自己的利刃和束缚自己的茧，无疑就是雅典民主政体在战争之中让世人叹为观止的疯狂表演。
现代公民精神理论假定，充满活力的公民和有效的公共行政相辅相成，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石，因此民主*必须建立在得到强化的公民精神的理念的基础之上。
在 “人民主权” 的原则之下，人民作为主权者而参与内外*事务，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较高的*素养才能驾驭，否*主*很容易陷入无序发展的乱局，成为 社会 发展的桎梏。
雅典民主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实践形式，而它践行的直接民主也是最粗糙、最原始的民主。
它缺乏权力制约 ，导致公民大会一手遮天，将执政官等国家机器绑架在公民大会的意志之上，无论对错都要按部就班地执行。
它忽视*素养的考察，强制所有男性公民必须无差别参与*生活，让最缺乏基本判断能力的人执掌国家重器，使得决策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无序性。
甚至容易被野心*家的情绪和言语所左右 而沦为暴民*， 无数有志之士在暴民之下遭受不应该有的*。
民主，成就了雅典让所有其他古希腊城邦都黯然失色的文明之火；而也正是民主，又让雅典人亲手将这团圣火熄灭；当雅典文明凋亡而幕布合拢之后，留给后人是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时时警醒着后人的民主 探索 之路。
文/羽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