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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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2-21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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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1 17:33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
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就来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慌马乱的情势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饥挨饿，有时连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第二天，办事处就用一辆军用卡车，将他和十来位同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送出西安。经过三天的山路颠簸，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圣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来看他。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党。好友重逢，格外亲热。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兼秘书。党的关怀和照顾，使高士其的*积极性更为高涨，他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满腔热情地主动积极地参加了延安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讴歌和介绍边区抗日活动的诗篇和文章，并在1938年2月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党预备党员。他高兴得马上写信报告毛*，毛*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党员，为实现*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延安的药品供应又极其困难，他从上海带来的一种特效药亦已服完，党组织断然决定，不惜代价，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这样，他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圣地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经历了不少惊险与艰辛。庆幸的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两三天没吃东西，幸被一位留下来的邻居老太太发现，每天烧点稀饭喂他，才没有被饿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才得以从香港到九龙，找到了他，发现他还奇迹般的活着，真是喜出望外。以后黄秋耘同志又经过千难万险，机智地突破了日军的重重检查，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很快地就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出几种美味的营养食品，供应前线，并在工作之余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科学小品，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顾他。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这可说是自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但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辛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叶挺将军的家属之后，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经撤离，就特地前去看看。这一看才发现高士其被锁在房间里，才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下了船以后，要翻过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高士其不愿让人抬他，坚持在同志们的搀扶下自己走，脚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声。晚上住宿在一所关帝庙里，被马宁夫妇发现了，没有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调了一点消炎药给他敷上。谁知关帝庙的老鼠特多，夜里老鼠闻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结队地来啃食高士其的脚后跟。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鲜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块肉才被痛醒。高士其发现原来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进攻，就挣扎着坐了起来，用手去捂着脚后跟，老鼠也会欺负人，竟毫无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直到第二天清早，马宁夫妇才发现高士其的惨状，痛心得直哭，目睹这一惨状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哲理和对对*、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从此，高士其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摆脱了几度濒于死亡的险恶处境，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一个接一个负责联系、照料他的众多地下党同志的精心护理与冒着极大风险的及时营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关键时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难中得以死里逃生。没有*党，没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众就没有后来的高士其。高士其也从中牢固地建立了与党、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热爱这个无数*先烈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资料：http://www.sss.net.cn/ReadNews.asp?NewsID=4666&BigClassid=22&SmallClassID=66&SpecialID=0&belong=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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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1 17:34
一九二五年，高士其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一九二六年夏，转入芝加哥化学系。一九二七年夏，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细菌学系。一九二八年，在实验时不慎，受甲型脑炎病毒感染，留下严重后遗症，后来病情不断加重，以致全身瘫痪。
一九三○年秋，高士其学成归国。在陶行知、李公朴、艾思奇的影响下，开始进行科学文艺创作。一九三七年八月，高士其奔赴延安。一九三八年底，参加中国*党。
高士其在一九三五年，写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从这时起，至一九三七年八月离开上海止，可说是他科学小品创作上的最旺盛的时期。他用有点僵硬、发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尽管此后他也写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诗，但是，我以为他的作品最精华的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与别人合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六年六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细菌大菜馆》，由通俗文化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七年初，高士其的第四本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该书后又曾改名为《活捉小魔王》、《微生物漫话》出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自一九三六年起，高士其在《中小学》杂志上连载《菌儿自传》，每期发表一章，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写完最后一章。这些文章后来编成《菌儿自传》一书，于一九四一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高士其应陶行知之约，写过一本《微生物大观》；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之约，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他还应《开明中学生手册》、《大众科学》、《申报》周刊、《新少年》半月刊、《读书》半月刊、《妇女手册》、《力报》、《言林》等报刊杂志的约稿，写了许多科学小品文。
高士其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富有战斗性。他是为了战斗而写作。他的作品，象一指把锋利的匕首，剌向*反动派。
高士其在他的第二篇科学小品《我们的抗敌英雄》中，用极其饱满的*热情，讴歌了白血球：
"白血球，这就是我们所敬慕的抗敌英雄。这群小英雄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挺身站在最前钱的……一碰到陌生的物体就要攻击，包围，并吞，不稍存畏缩退怯之念，真是可敬。"
"血白球尤恨细菌，细菌这凶狠的东西一旦侵入人体的内部组织，白血球不论远近就立刻动员前来围剿……"
在这里，不用加任何注解，读者就可以领会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例如，高士其在科学小品《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买金霜？
（选自叶永烈《论科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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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1 17:34
科学家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硕士、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1931年回国历任*医院检验科主任，桂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食品研究所所长，《自然科学》副主编，一级研究员。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中国科协顾问、常委，中国科普创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保护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去世。
出生日期
1905年11月
逝世日期
1988年12月19日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