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问先生——纪念段星灿老人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12-20 13:20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28 14:21
忽然，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孩子，羞怯地站到我的车前，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们交给我，说是高中的校长让送给我的，他们费了许多周折。
我打开，里面装着有我文章的报纸，捎带还有一封信，字是不合任何体例，但也算自成一格了。落款是段星灿。
我不认识他，但这名字却是早就知道。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从县城开会回来，就说新安县有“三王一段”，数段星灿名声最大。盛夏酷热，日头落山后，街上稍微有了凉劲儿，段星灿出来了，着一背心一短裤，一手拿着折叠小凳和破芭蕉扇，一手拿一根荆条，对着墙上“啪啪啪”三声拍，人群呼啦就围过来了。他唾沫星子横飞：“都说我段星灿反*，你们谁能把毛*语录从头背到尾?我能，我能倒着背，不服气站出来试试。一个烂熟毛选的人会是反*吗？”
激越换来了喝彩，江湖上他的威名，自是赫赫了。当然，这江湖只是新安县这个江湖。
他随信的内容，大概是托高中的老师联系我，说我这样埋没乡间可惜了。他信上给了地址，说可以让我去找他。
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只见到一个矮矮的老头。他给我谈我的文字，更多地谈自己读书的心得，敢言别人所不敢言，语气里有点老学人的风骨。其时的报纸已经对他作了宣传，说他位置曾经极高极高，后来下放到极低极低。我对这样的说辞不感兴趣。上世纪初出生，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只要离开家乡进入*队伍，一般都有点传奇色彩的。至于年轻气盛，拍案惊奇，据理力争，不服权威，我认为这是一个做学问人的必备，可称最基本的品格。我没有细寻他的起落，只是征求了"倒背毛选"。他笑了，说自己哪有这本事，传言都是逢一说十，添油加醋。他还算清醒，认识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难得。
我执弟子礼，我们后来的交往里。不久，我到了北京。那一段，他三天写两封信给我，对我这贸然进京的小伙好言鼓励，也给冷静言语让我清醒。他说沈从文初到京华，也几乎不能糊口，你程远河平平常常一个，不能对工作挑肥拣瘦，无论什么情况下，吃饭总是第一位的。他那时的信中已经很在意地剖析名不副实的大作家，说社会的庸俗和一些阶层的堕落。我白天工作，晚上给他回信。那个冰块厚厚的冬天，他给我的信是北京最急需的温暖。
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因母亲有病回乡并没告诉他，北京的朋友把他给我的积压的信聚成厚厚的一沓，寄到我那时的篱笆小院。感激里，却没有更多的当面交谈。
再见已是十年后，十四年前的教师节，我买了几朵花，让我七岁的女儿举着，去看望先生。他很是热切，摸着小女孩的头，眼里慈悲萦怀难以掩饰。又三年后，又见面，我没想到我发的文章他每篇都仔细读了，几乎都记下来了，而他已是八十三岁的老者了。他指出我文章的不足，问我原稿就是那样，还是编辑的修改。我回答着，我们争论着，也感慨着。他好像不想让你反驳他的观点，但我忍不住，总想和他争论一番。他再引经据典地说服我。多数情况是，我不想惹得老先生太多的口舌，嘴上说服气了，心里还是没有服气，不知他觉察到没?
当时，他的《风雨萍踪》已经出版，他认真地给我题字赠书，内容和邓世太老兄的一样。他鼓励我出书，说文章或文字也是小生命，我们没权利任由他们的生灭。他又当面批评我的锋芒，说剑走偏锋能出奇制胜，但海纳百川才能气象万千，没有雍容哪来气度?我嘴上认可了，心里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
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腿疾严重，几乎不能下楼。耳背严重，几乎需要儿女的翻译。电话过去，基本都被挡了。起初我有点愤愤，后来理解了，对于垂垂老者，不打扰或不打搅才是真的关心或尊重。后来，有些组织对他的采访，让他的出镜，我有点不解。
今早，看见报春兄的留言，看见世太兄的纪念，才知先生已于三月十八日魂归道山。九十五岁高龄，当没有太大的遗憾。一生坎坷，苦难如刀，其实不必过分念叨，最底层的百姓经受的苦难，不会比知识分子少一点，难道因为自己会了文字，就只会喊冤哭疼吗？命运是时代的缩影，看透后都应该云淡风轻。
《风雨萍踪》的价值，主要是资料或教学心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教学上的意义。上卷前几篇小文，写得实在是好，分明有五四新文学之风。我在编《河洛散文百家》时，玉克兄在编《河洛散文选》时，都着意收入了几篇。其后多是自我心路历程，几乎是老干部回忆录的样子了。下卷的唐诗聚句，极有匠心，很显功力。那忆儿诗十二首，用情至深，是超越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袁枚的《祭妹文》的，读者不会不落泪。
老先生和我谈话的时候，说到时代的流转，也发浩叹。就在我们几个发文比较多的那几年，他也曾手书投稿，却没得编辑的半点回音。他不让我说出来，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公布，老先生该浇一下胸中块垒了。记得二十年前晚报曾给他开专栏“旧时月色”，没登几篇，不了了之，我本来想打电话到报社问问，后来作罢了。
段先生性格带来名气，文字倒在其次。他有名士风范，也有志士热血，更有豪士见识，但始终，他是民间的，草根的，他的性格一定讨许多人不感冒的。他没有加入什么学会，也不是什么客座教授，他自我的成分比别人多了些。但到老年，他对逢年过节登门慰问的校长、*感激不尽，已是平和的草*识，不复年轻时的节烈气概了。
他关怀的文字爱好者一定不少。到晚年，我想他也许深深感到寂寞和悲哀吧，百年风云已是白云苍狗，揽镜自照已是耄耋衰翁。偶有谁的忆起，登门拜访，他会想人们究竟没有忘记他，已是很大的安慰，他甚至会感激对方心里有他的名字呢！
我不赞成有人给他的封号“一座名城的文化良心”，也不喜欢有人见他必拜的所谓谦谦胸襟。他名气没出河洛，文字更只在河洛流传，他的文章注定进不了文学史的，外面的读者对“段星灿”这三个字的组合也一定陌生得很。这是最真实的现实。
先生走了，希望不必要有太多的溢词，他已经早不需要。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标记。他的去世，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标志着一代学人精神的消失。他文字有些如清风吹进人心，他杂文的成就不敌散文。他思考多有主见，他立论能鞭辟入里，在底层的写作者里算是个奇人，却不是高人。
他会在河洛的作者里再被提及几十年，写河洛文学总结时应该提到他。他和公刘、流沙河等大名人有交集，可那些人离开洛阳后不一定念及过他。
华实、赵跟喜、宋继敏、冷慰怀、孙建邦、邓世太等去送了段先生最后一程。旷达洒脱的先生也许已开始在那边雄论滔滔、指天画地了，我们哪里还需要什么悲伤?
我不敢说我和段星灿先生有怎样的缘分。如一定要说，就是他十几岁教书的小村梭罗沟，与我的申洼村举步可趋。这村名总让我想起《瓦尔登湖》的作者，奇怪的是这村子也有大的竹园和水库，一碧汪汪。老村人居沟底，都是坐井观天。新村人到高处，驱车任意远近。坡上多松柏，我敢断定那时的小段老师一定在松下徘徊过，虽然日本的飞机在头顶盘旋。
我只能以这点文字来记念他。他生前在山野常怀庙堂，自不怕身后事的寂寞。就这样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