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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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2-23 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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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1 08:21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时,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
这短短几十字言,像焚烧的冥纸,随风残尽,送别了萧红,地理空间上跨越天南海北,从呼兰县到香港,孤雁一般;而时间上的字眼又隐现出了无尽的落寞和不甘。
关于萧红与她所的时代,仿佛乱世奔波时偶然遇见的一张深刻的脸,总也难以忘记。你很难想象在中国作家群落里,有这样一个女子,一生颠沛流离,饱经苦难,却又肆意昂扬,你总也不明白,这个女子的内心是怎样的密麻。
在中国,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既尝无限苦,爱字里不得心,终生漂泊无依,内心却依然像个明星一样闪亮的女子。
萧红像个不谙世事的江湖人,但她的情感又使得她是一个多情的江湖人。漂泊的经历造就了她的文学,但这种文学同时也是苦痛的,满身伤痕,作为一个女子,在抗日的时代,所有人书写抗争,铁一般表现着刚硬时,萧红却书写着为人不满的小说,但如今看来那些文字都是不死的花。
所以,萧红的文字是独属于女人的坚强和任性。萧红就像一道荧光,在漂泊中一点点失去光亮。
我热爱萧红的文字,但我却无法对其人产生爱。
萧红
萧红的一生是和文学紧紧*在一起的,她的文学与生活几乎没有界限,两者共生在一起,这种在苦难中生存的惬意,和对生活独特的注视,是其他文学家所难以具备的。
“生活”在萧红的文字中,像是被嚼了无数遍,已经分解的物质,你可以看见千丝万绪。而对于萧红本身,这个江湖女子,野马一样,又如野花一般,扑面而来的凉意,来自于她的哈尔滨,来自于她的弃儿,这种风霜里的生活,使我感受不到温暖,只有难过。这种难过进而变异为一种恶心。
对于电影开头部分萧红所过的那种凄惨、决裂的生活,在寒冷的哈尔滨,抛弃孩子与家乡,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纠缠不休,我不钟情于这种的爱情生活,甚至于有点恶心,我不反感在困顿潦倒的生活中坚挺着的爱情,前提时这种相互扶持的存在是一种道义上的正确,绝非这种四处沾惹,小孩子一般。萧红最终的结果也应证了,这种缺少信仰,只是因为*,就去义无反顾就相互缠绕的爱,尤其在那个年代,显得多么脆弱和可怜。
电影所表现的不单单是萧红的个人传记,更是一种群像,是以萧红为主体的以及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热血赤诚的时代,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黄金时代。
这种时代背景包括两个方面:抗日战争的时代,以及文学*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在身体与灵魂的两个方面塑造了萧红。
在影片中,导演也意欲最大力度的寻找那个时代,于是昏黄深沉的色调,回到历史坐标的物件,文人的对话。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时代对于文学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热情洋溢的书写,讨论,夸赞。
萧红看似是一个很洒脱,很肆意的文艺女青年,她逃脱家门安排的婚姻,逃开故乡,甚至于可以“轻松”的抛弃自己的孩子,大多数人似乎都在佩服这个野马一般的江湖女子。但其实,在这种表象的自由和洒脱之下,其实是一个极其被动且无助的女人,她被无情地挤压着,被那个时代牵着走,被爱着的男人牵着走,被病痛牵着走,从东北到日本,再到山西,延安,武汉,到香港……
在这种无可奈何伤心人的意义上,似乎才更能明白萧红拼命去寻找写作,寻找文学,而更悲哀的想,萧红也只剩下了写作这个孤孤单单的权力。所以,文学和写作是萧红的一切,她不愿意跟随那个时代作家的脚步,去写一些*意义上的东西,她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在所有的潮流都遵循抗战的指示时,萧红拿起纸笔,在生命最后的那几年,写出了《呼兰河传》,这部被誉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
萧红的作品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这种文学的原始和纯度是萧红内心深处唯一的明灯,它点亮和温暖着萧红。电影《黄金时代》中,萧军与萧红闲聊问她为什么还眷恋这个世界,她现在自杀的条件如此充足。
萧红回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
我想那应该是文学。
生命的经历成就了萧红,她的文字敏感而又绵长,正如她出生的呼兰河水一样。萧红对于幸福是追求的,但她反观自己的一生,却也产生怀疑和害怕。
萧红其实是一个被文学意义放大了的,那个时代的悲惨女人。如果时代安好,作为作家的萧红或许更顺利,因为31年的岁月,萧红就已经写出了百万字高质量的作品。但我们不能自私的想,她的内心和性格,注定也过不了平凡的生活,波折给她的写作灵魂注入了养料,同时也在物理上销毁了她;同时她经历的那个时代也是整个民族的伤痕。
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
毫无疑问,萧红与萧军的情感最深,但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萧军充满精力,热爱战斗,不想这一生只是写作;而萧红静悄悄,渴望过平凡安定的生活(这很讽刺,这一生萧红都在漂泊),安心写作,有人爱自己。萧军欣赏萧红的才华使得他们相识,他们两个人的存在像两个刺猬,仅靠文学上的一点养料,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使得他们常常会扎伤对方。
更重要的是,萧军带领萧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在启蒙的起点上,这一段深刻的记忆与爱长久的盘旋在萧红的内心。令人唏嘘的是,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时,怀着别人的孩子,而离开萧军与端木在一起时,又怀着萧军的孩子。
至于端木蕻良,他们之间的爱应该是更平常的爱。因为与萧红在一起,端木被后人指责多年,那时萧红与萧军正经历感情的变革,在分手的临界点,这时候端木出现了。他崇拜和仰慕萧红的才华,二人的文学风格也是相近的,这时两人在文学上产生灵魂的共鸣。萧红将爱转移到萧军身上,半真半假,萧红似乎应该是想用另一个自己还挺喜欢的男人,在心里去代替萧军的位置。
但事实证明,并没有。他们之间还有密密麻麻的东西,简直太多太多,说不清道不明。这两个男人,一个带领她走进了黄金时代的起点,一个陪伴她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们与萧红都不是最好的结合,但在最好的年华,萧红遇见了他们。
以上这些是在电影浮面上的一些情感的言说,并未太关注于电影本身。说回到电影,许鞍华被萧红的传奇性所吸引,31的年华逝世,就已经蜚声文坛了,在这个年纪很多作家连第一本小说还没写。此外,许鞍华在艺术追求上看到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
这部电影许鞍华做的很庞大,似乎想填满整个人物的一生。在光影上,除了寻找时代感与文学气息之外,导演更多的是遵循与萧红一样的创作方式:没有太多变化或者变形的镜头,一切在规则之内,也没有束缚和指导演员的表演,只是给予一个框子发挥,这个框子是历史传记片的基本,在框子之内都遵循演员自我的表演。因为萧红的写作就是这般,将生命中的细腻托给你看,并不加以修饰,不让其本性改变。
此外电影被观众不能接受的就是断断续续,贯穿全片的与镜头对话的“间离”。
电影中的“间离”效果:
间离效果,即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之间产生一定的隔离,从而使欣赏者处于一种独立思考的状态。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间离产生着好几种的特质,这种若隐若现,在电影和现实之间游离的这种状态,使得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先锋意识,在过往也不是没有过这种间离的表现,但如此大程度的,贯穿全片近三个小时的间离,使得影片整体呈现一种极致的追求,同时这在影片的心中也是不稳定的。
1.这种间离首先发生在演员与角色之间:
电影中,经常是角色在情节中突然转向了镜头,与观众进行对话,从开篇开始即是如此,大段的且多角色的间离,使得演员与角色之间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表演和随时随地间离的独白,将人物与现实中的观众连接起来,看来导演并不想让观众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深陷在电影之中,这中间离更像是一中魔力的邀请,将欲以轻松姿态的观众邀请在整个庞大的时代之中,从而解除掉观众客观悠闲观望的条件,我望着你,你就要思考。
在电影都在追求两者之间契合时,《黄金时代》的这种方式注定成为一种先锋。
2.这种间离还表现在叙事时空上:
在剧情的前进和发展中,人物脱离情节与镜头对话,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是被搁置的,只有人物与镜头的交流。正常的叙事被暂时打断,让人忘记这是一个电影,这刚刚发生的剧情,这更像是听一个故事,来自于主人公萧红的朋友。
《黄金时代》票房上的惨淡昭示出大部分观众对于这部较先锋的文艺片的不待见,除了近三个小时的“不知所云”,还应该就是这种直接面对镜头间离的缘故。大众对于这种间离的分析很多是关于导演想更客观,不愿意得到一个影视作品创作出来的主观形象。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对此有别的看法。
《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在靠近文学,因为无论是主人公的文学意义,还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气息,这个黄金时代,文学是第一位的。因此这种直接与镜头产生交流的间离,更像是小说中的情节之外的评论和论述语言。小说中,除了剧情产生的主体描写之外,会有很多作者表达出来的非情节的论述语言,它不是情节描写,却和主题挂钩。
导演做出来的这部《黄金时代》整体可以看作一部小说,小说主体部分是电影的情节表演,而这种间离就是小说中作者的评论。这是形式上的统一,电影成为小说。
再有,这种间离看似使得观众离开电影,抽离出来,但这种间离何尝又不是一种假的间离呢?萧红的一生是靠文学与绯闻出名的,她太传奇,本身就像一部编排成的电影,她的一生都混迹在那些朋友之间,所以这种间离更像是世事飞转,云淡风轻之后,我们坐下来听和看萧红的那些朋友们说过往的故事。所以整部电影表现萧红传奇的一生靠的不仅是电影本身,还有观众。
所以,主体情节、“朋友”的讲述、间离造成的观众的围听,形成整体。虽然编剧李樯说,他刻意而为之这是一部故意扮演的传记片,这种间离是将历史观带进电影中。但我想,这种间离是有真真假假的意味的,意外的将观众连接起来。
这种看似任性的间离,或许也是导演的“心机”,大量的与镜头的交流,迫使观众进入情境,进行思考。
风云人物的故事总要有人听,否则风云人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导演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倾听,从而成全萧红的传奇性。观众与整部电影的关系,就像桥身和桥的支架,我们托起整部电影中萧红的人生。
我有时候觉得,像萧红这样的作家,活着的时候就受尽苦难,而多年之后作为后人的我们在阅读她的书籍和相关电影时,还在感受这种苦难。仿佛她们永生永世都与苦难有关,这仿佛已经成了一种“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