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豪强士族概述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12-27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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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9 19:20

　　豪强士族是统治阶层的又一来源，是地方乡里社会的实力人物。作为编户齐民的组成之一，豪强士族具有双重属性：当国家实力充裕、控驭力强大时，朝廷可以严厉打击、*豪强，使其匍匐于国家威权之下；在朝廷威望益损，或侵害豪强士族利益时，豪强士族会成为朝廷或官府的对抗势力。豪强、士族的这种双重属性，源于其在乡里社会中的影响。秦汉虽为“小家庭制”，一家约四五口人；但聚族而居的传统，即便是在郡县时代，依然强烈的延续着，故有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之特征。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种族社会的延续》，载《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八卷《家族与社会》，第88~121页。这就为豪强、士族在乡里社会发挥影响提供了土壤。就实质而言，豪强、士族是一个“族”的“共同体”。确切地说，是以个体家庭（编户齐民）为基础，以血缘、婚姻等因素为联系，在现实*、社会或经济层面或多或少成为一体。以血缘联系的，亲者为家族，疏者为宗族；以婚姻联系的，有母族、妻族之分。秦汉时代的豪强、士族，多数情况下是指家族或宗族。豪强、士族很难截然区分，但并非说两者无别：一般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共同点无法掩盖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　　豪强，在秦汉时有多种称谓，如豪族、大族，又如著姓、大姓。一般来说，豪强的成分较复杂，有的是强宗大族的族长或头面人物，如济南的氏；有的是被废黜或辞官居家的官吏，如酷吏宁成因罪受刑后，返归故里，经营陂田千余顷，役使数千家，其威望、影响甚至重于郡守；有的是拥有官僚、贵族等权贵背景。秦及汉初的豪强，主要来源于六国旧贵族、豪杰兼并之家。为控制六国旧贵族等豪强势力，秦及汉初主要强制其迁徙至咸阳、长安或南阳、巴蜀等地，使他们脱离乡里，削减其*、经济影响力。景帝以来，重用酷吏，严酷打击豪强及富室势力。比如，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任用酷吏郅都为济南郡守，郅都至济南而诛氏首恶，氏族人“余皆股栗”；又如，武帝任命酷吏王温舒为河内太守，他捕杀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并上书朝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以至郡内“流血十余里”。西汉后期，汉 *** 对待豪强的*改变，很少迁徙豪强、富室于京师或诸陵县。此时的豪强大姓，向“士族”转化已成趋势。>>　　与豪族不同的是，士族的兴起稍晚。士在西周时是封建贵族的最底层，春秋以降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加剧，士成为贵族、平民下降上升的汇聚之所，秦汉之际士人数量少且不受重视，此时的“士”实际同于战国时的单身“游士”。西汉末，士人已不再是无恒产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士大夫”。当士人背后已随附了整个宗族时，士与宗族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士族”。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武帝尊儒术、置博士弟子、兴太学及郡国学有莫大关系。当士人数量激增、*地位也渐提升时，士人的宗族逐渐发展且彼此间的关系日深，“士族化”趋势日渐明显。>>　　所谓“士族化”，既指旧社会势力向官僚士族转化，也指新社会势力透过入仕途径而形成。在公、私学校发达、读书又为利禄之阶的情况下，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令子弟读书，转变为“士族”。比如，萧望之家世代以田产为业，至望之时方好学，治《齐诗》，从大儒夏侯胜问学《论语》、《礼服》，这是普通强宗大族转变为士族的典型；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因受学而仕途平坦，富贵时多买田至四百余顷，这是*得势后扩张家族财势的事例。当然，士族发展的这两方面多数情况下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文化在士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田余庆：《东晋门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西汉末叶，士族成为豪强或大族的主要形态。在士族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中，为家族治产业是重要物质基础。利用*上的地位发展家族势力，像张禹那样，侵害到一般百姓利益之事时有发生。所以，士族在发展过程中也有黑暗的一面。哀帝时，鲍宣上书时说，豪强大姓蚕食侵夺无度，是百姓“七亡”原因之一：群臣中的尊贵之官，不知体恤、教化百姓，“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汉书·鲍宣传》）！>>　　士族发展过程中，*影响力也渐显现。之所以在西汉末崛起，赢得士人、宗族拥戴是重要原因；其衰亡，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士族大姓之背离有关。他进行的王田、私属改革，不利于一般士族大姓是很显然的；隗嚣等士族大姓起事反对王莽，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是王莽罪状之一。两汉之际，起事反对王莽者，除“绿林”、“赤眉”等饥民集团外，多数为强宗大姓，称霸群雄者必有强宗大姓为支持。刘、刘秀兄弟起兵时，有宗室子弟七八千人；投奔或参与其中者，不仅有普通强宗大姓，而且还有不少士族。比如，游说光武起事的南阳李氏兄弟“世以货殖著姓”（《后汉书·李通传》），光武重臣寇恂也是“世为著姓”，所统率者“皆宗族昆弟”（《后汉书·寇恂传》）。东汉政权的建立实际是以士族大姓为其社会基础的。>>　　东汉建立初，光武帝要面对西汉中后期以来的土地兼并、人口荫附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豪强、士族势力扩张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两汉之际士族大姓起兵者，多少都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他们或聚众自保，或称雄于乡土。这无疑是威胁统治的重要力量。为解决上述问题，建武十五年（39），光武帝推行“度田”*。度田的目的，一是为了检核州郡耕地及人口数量，增加赋税收入；一是企图对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解散豪强武装。地方官吏畏惧豪强，多不能秉公执法，反借度田之名侵害贫苦民户。当时官场还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说法，这是因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制，不可为准”（《后汉书·刘隆传》）。光武帝以度田不实为名，处死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及其他郡守十余人。度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豪强大族并未被根本削弱，土地兼仍然在继续发展，东汉中后期更是愈演愈烈。>>　　表一：《后汉书》列传传主家庭背景表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8页。按：本表据是书“《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改订而成。>>　　传主出身或家庭背景因*活动而闻名的人物因文学成就或笃行而闻名的人物*子孙88（35％）13（11％）名门望族48（19％）18（15％）社会地位低下或贫困者9（4％）12（10％）无纪录可查者107（42％）77（64％）东汉豪强、士族发展的新趋势，可以“世族”的普遍出现为标志。与西汉选举所具有的开放性不同，东汉豪强、士族在选举中渐占据优势。据“《后汉书》列传传主家庭背景表”可知，《后汉书》252位正式立传（或者因*成就闻名而集体立传）的人物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子孙；总人数中几乎有五分之一出身于郡县大姓或世代为官之家。从目前所见东汉孝廉家世背景来看，有一半以上来自仕宦之族，且大部分是累世高宦之门；从东汉初至顺帝时，孝廉出自仕宦家族的愈来愈多，显示士族垄断地方察举的情形有加无已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氏著：《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91页。按：所谓累世，是指家族仕宦最少三、四代以上，高宦为任官在二千石以上者。。汉代地方各级行政部门中的属吏，例由地方长官辟除且由当地人充任。东汉时，特别是东汉后期，大姓子弟或衣冠子弟享有优先任用的权利，地方行政中的要职渐为他们垄断而带有世袭性质。与密谋诛杀的王允，其家“世仕州郡为冠盖”（《后汉书·王允传》）；蜀、吴政权的创立者、孙坚门虽不高，但刘备的父祖“世仕州郡”（《志·蜀书·先主传》），孙坚也是“世仕吴”（《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世代居官是世族形成的重要推动力。秦汉时期特殊官职，如史官、祝官、卜官等，是世代相袭之“畴官”。《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03~205页。这些专业技能非一般人所掌握，官职常为子孙相袭实不足为奇。一般来说，开国功臣及外戚家族，较容易形成世官家族。西汉名门多称“金张许史”。许、史为外戚，曾显赫一时；金、张为外姓，却显赫数世。金氏发迹于金日，“世名忠孝，七世内侍”（《汉书·金日传》）；张氏兴起于张汤，“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后汉书·张纯传》）。东汉时，世族局面较西汉更突出。开国功臣耿家族，自光武中兴至东汉末，家族出大将军2人，将军9人，卿13人，尚公主3人，列侯119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更有甚者，东汉三公世袭情况也显著增加：弘农杨氏自杨震后，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自袁安后，四世中居三公高位者多达五人。自古世族之盛，无如杨、袁两家者。>>　　弘农杨氏及汝南袁氏的兴盛，显示出世族发展的又一动力。在两汉重视儒学的背景下，士人的数量不断激增；当孝廉成为两汉（特别是东汉）官僚的主要来源时，作为利禄之途的经学也大受推崇。东汉后期的士族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动辄数百人乃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也形成了一批累世公卿的家族，弘农杨氏、汝南袁氏正是经学世族：杨氏世代传习欧阳《尚书》学，袁氏世代传习孟氏《易》学。杨、袁之外，当推父子兄弟代作帝师的桓氏家族：桓荣自王莽时传习欧阳《尚书》，徒众甚多，光武时曾教授太子（后来的汉明帝），后封关内侯、食邑五千户；死后，“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后汉书·桓荣传》）；桓荣子郁袭爵，传父业，门徒常数百人，明帝时授皇太子经；桓郁子焉为安帝、顺帝师，弟子传其业者数百人，显贵者当属官至三公的黄琼、杨赐；桓焉孙典，也以《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范晔为此在《后汉书》中说道：汉代传习儒学以取爵位者，光武中兴以来桓氏为最，“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经学、仕宦和家族势力三者相依相存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在世族*大发展的过程中，又有门生故吏之现象出现。豪族大姓以雄厚的*实力，渐操纵察举、征辟等入仕途径。州郡察举或官府征辟时，不仅看重被举者的品德、才能，也较看重扩张自己的势力，东汉中后期以来后者更为明显。明帝时，就有人指出郡国察举“率取年少能报恩者”（《后汉书·樊宏传》）。之所以如此，是年少者较之耆宿有更多的回报机会。察举孝廉的年龄*因之也成为问题，左雄建议40岁为察举的年龄*。察举孝廉的年龄*之所以不能贯彻，一是限年所定年龄偏高、不切实际，二是限年中留有“不拘年齿”的余地，三是顺帝以降朝政日乱、选举已无规矩可言。更根本的原因，恐抵挡不住东汉以来渐成气候的阀阅权豪。许多士人为了求官，往往依附名门望族，充当“门生”。不少名门望族门下，常聚集大批生徒。东汉初，汝南太守欧阳歙教授数百人，博士、河内太守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后汉书·牟长传》）。这样，原指进入某师门修习学问、作为学生要登录名册的“门生”，逐渐演化成士人为求官而多依附名门望族之“门生”，受业与否并不重要而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却因此建立。由于门生对形成个*势有益，以至于外戚、宦官也都拥有门生：大将军窦宪尝使门生携书请托于他人，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　　郡*官可自行辟除属吏，被辟除者一经任用，即与府主间即形成牢固从属关系而称为“故吏”。不管被辟除者以后地位如何上升，府主地位如何下降，这种故吏关系不会改变。被察举、被辟除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府主。举主、府主去世，门生、故吏要服丧三年，要为其立碑颂德。比如，北海国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丧者80余人；又如，太尉刘宽碑碑阴刻“门生”350余人，残存“故吏”尚有40余人。举主与门生，府主与故吏，形成庇护与依附、主导与随护之关系，遂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及*势力。>>　　豪强、士族势力的物质基础是田庄经济。在豪强、士族势力发展过程中，为宗族置产业是重要内容，土地又是所置产业中的关键部分。武帝以来，土地兼并问题之所以严重，与官僚、贵族阶层兼并土地有关，很大程度上也与豪强、士族有关联。这些权势阶层凭借其特殊地位，大肆兼并土地。光武帝母家南阳樊氏，祖上善农稼、好货殖，至樊重时田土有300余顷，田庄中广建楼阁，引陂水灌溉农田、养鱼，种植竹木、桑麻，饲养牲畜，有求必给，闭门成市。田庄中农、林、牧、副、渔诸业并行，又有做工巧不可言之手工业，基本生活消费可不必依赖田庄以外的市场。>>　　崔《四民月令》中记载的田庄经济，与上述樊氏田庄的基本情况相类似：田庄中种有许多种类的谷物、蔬果、竹木、药材及其他经济作物，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纺织、染色、制药、酿酒、作酱等手工业。可与文献中记载的田庄经济相印证的，是考古所见壁画墓及画像砖石资料。田庄中的生产劳动者，是豪强、士族的宗族、亲戚、宾客，宗族成员又占主要地位，此外还有奴婢等贱民阶层。宗族成员关系的亲疏远近，确实会影响他们在庄园中的地位，但也使赈赡救济、讲和好礼成为可能。据《四民月令》记载，田庄中还有警设守备、训练战射等武装活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所谓的“家兵”。一般来说，“家兵”是以田庄中的奴婢、僮仆等贱民为主体、以家属及宾客中的勇武者为指挥的武装力量。在适当条件下，田庄中潜伏的武装力量，会成为公开的割据武力，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东汉末的豪强割据局面骤然出现，其根源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