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及中国化的重要启示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4 00:19
我来回答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04:43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04:43
中国*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它们是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①在领导中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④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为总*的党*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它们辩证统一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个进程还在继续之中,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
(1)*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思想是中国*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第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第二,*思想是中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第三,*思想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理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第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第二,*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第三,*理论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尽管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比起当年有很多新的变化,但是*理论为我们确立的基本思想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第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要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4)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具有统领作用。第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核心。第三,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找到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机制。第四,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对人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升华。总之,科学发展观在*视角下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当代阐释,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04:43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04:43
中国*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它们是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①在领导中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④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为总*的党*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它们辩证统一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个进程还在继续之中,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
(1)*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思想是中国*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第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第二,*思想是中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第三,*思想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理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第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第二,*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第三,*理论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尽管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比起当年有很多新的变化,但是*理论为我们确立的基本思想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第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要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4)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具有统领作用。第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核心。第三,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找到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机制。第四,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对人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升华。总之,科学发展观在*视角下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当代阐释,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