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证实”的认识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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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4-13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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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8 22:03
那么，人又如何获得正确的认识呢？也就是怎样才能知“天意”呢？董仲舒认为，“天”虽然不说话，但可以通过一些自然事物，如日蚀、星陨、山崩、地震等灾异现象和麒麟（qílín）、凤凰等吉祥之物，来体现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和对人间赏罚的意志。人可以观察这些自然物以见“天意”，然后想想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是违背还是顺从“天意”了。但董仲舒认为这种通过观察物象以见“天意”的方法，还不够高明。高明的方法是向内反省，不须外求。也就是“内视反听”法，即通过内省直接体会“道”或“本心”。他说：“道莫明省身之天”（《为人者天》）。这就是说，省身就可以“知天”，认识“本心”也就知“天意”了。但是，这是一般人尚达不到的“上智”、“圣人”的认识。因为“本心”就是天意、天志在人身上潜在的天赋知识和道德，这只有“上智”和“圣人”才有。所以这种“察身以知天”（《效语》）的“内视反听”，是一种直觉的认识论。
董仲舒的“名”是圣人代表“天意”给事物起的名称，它不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而是客观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它完全是由天意决定的，是表达天意的工具。由此可见，他的认识路线是：天一名一实。他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这就是说，名号（概念）决定事物，天意决定名号。这是天意决定认识，认识决定万事万物的认识路线。他曾经明确地举例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玉英》）就是说，事物从属于它的名称，好似土地归从于它的主人一样。他用“地从主”这个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则来规定名和物（器）的关系，可见，“物从名”的原则也是不可动摇、不容颠倒的。他提出：“正名以明义。”又说：“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深察名号》）这就是以维护封建*的最高原则——仁义为正名的标准，这是董仲舒名实学说的实质。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都要根据圣人代表天意所起的“名”去行事，履行自己的职责，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这才是仁义的、正名的、符合天意的。总之，天意决定概念，概念决定事物，而圣人代表天意，所以“圣人之道，同诸天地”（《王道通三》）。这样，圣人当然应该掌握无限的权力。他说：“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必仁且知》）皇帝掌握生杀大权，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就是董仲舒认识论的主旨和社会意义。
董仲舒在名实论上也有矛盾。他似乎也承认过认识来源于真实的事物。他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深察名号》）但在验证是非的标准上又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这就是说，用名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好比用绳来衡量曲直一样，仍然是以名证实，脱离了客观标准的认识路线。可见他所说的“名生于真”的“真”，实质上并非指客观事物，而是指“天”或“天意”，即符合“天意”就是真，就是名的真实内容。
当然，董仲舒的认识论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比如他强调“知”对行有指导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据说，他认为“知（智）者”，可以前知千岁，后知万世，好比孔丘奉“天命”作《春秋》，并为后来的汉王朝制定了国法。其目的是强调圣人的“发天意”、“正名号”的重要性。这固然是夸大了神秘的先知作用，然而也论证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
同时，董仲舒还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感觉和实践的作用。例如，他说：“目不视不见”（《仁义法》），“夫泰山不大，弗察弗见”（《竹林》）等。这就有了“百闻不如一见”和“目见不如实践”的合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