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5-02 04:44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4 23:50
商鞅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
商鞅是战国时代的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卫国人，先在魏国谋职，但魏王不识才，他只好到秦国去谋求发展，结果受到重用。他在秦国主政十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沉重打击了世袭贵族的种种特权，这对于沉寂已久的秦国社会无异于一场巨大的*风暴，*厚禄、富贵荣华一如风卷残云而去，昔日综合国力最弱小的秦国迅速崛起来了，一跃而成为战国后期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后来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商鞅当之无愧是秦国统一中国的第一功臣。然而，商鞅的命运却以悲剧而告终──在秦国的国都咸阳市上“五牛分尸”。
过去人们分析商鞅悲剧命运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国王秦孝公的病逝，使商鞅失去了*靠山。商鞅能够在秦国顺利地推行一系列新法，变革秦国的经济制度、*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王秦孝公的强力支持。而秦孝公的死去，就使商鞅失去了*上的主要支持者。于是那些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受到打击的旧贵族乘机反扑。
二是商鞅在改革的过程中，刑法严苛，树敌太多。为了使新法能够顺利推行，他制定了一系列非常严苛的刑法，老百姓若违犯了法律的规定，比如在路边倒垃圾，就要被砍去双手；盗窃牛马者要被处以死刑。《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日常亲至渭水阅囚，一日诛杀七百余人，渭水为之尽赤。”商鞅的残忍由此可见一斑。对阻挠新法实施的旧贵族，他也进行了残酷的打击。秦太子反对新法，商鞅不好动刑，就严惩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对他实施了“割鼻”的处罚，这就得罪了太子。《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可见，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刑法严苛，树敌太多，这就为他日后的不幸命运埋下了伏笔。
秦孝公死后，即位的正是秦太子秦惠文王。因为商鞅处罚过他的老师，太子秦惠文王早就怀恨在心了。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那些受到打击的旧贵族，也乘机向秦惠文王进献谗言：“大臣权势太重则国家危险，左右太亲近就会使自家性命危险。秦国妇女儿童都知道商君之法，不谈大王之法，商君反为王，大王变成了臣子。”于是，秦惠文王先收了商鞅的相印，使其退而归商，进而发兵追捕商鞅，商鞅闻讯出逃。在出逃途中，一日，他投宿于一家旅馆，旅馆老板告诉他，按照商鞅颁布的法令，必须验明身份，否则他就要受到惩罚，最终拒绝了商鞅的投宿请求。商鞅走投无路，*在封邑起兵自卫，最后兵败被杀，尸体被运回国都咸阳示众。一代雄才就这样为变法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所开创的法治时代也在不久之后画上了沉重的句号。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商鞅的悲剧命运，正是因为旧势力的反扑。但是在追捕商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当时咸阳城里的老百姓“连街倒巷，攘臂想从者，何止数千人”，等到商鞅被“五牛分尸”后，那些老百姓竟然“争啖其肉”。
作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受益者──秦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对商鞅如此恨之入骨呢？我们可以从商鞅的门客赵良对商鞅的评价中，去找寻答案。赵良将商鞅与秦穆公时期的贤相百里奚，进行了一番比对。他说：百里奚辅佐秦穆公，并国二十一，使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及其自举，暑不张盖，劳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丧考妣。”可见，百里奚是深受秦国老百姓爱戴的。而商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刑戮太惨，民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可见，新法虽然使秦国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却因为新法过于残酷，老百姓对商鞅只有敬畏之感而无感恩之心。假使商鞅能像百里奚那样，深得民心，则不会出现咸阳市上的悲剧。
所以有人认为，造成商鞅的悲剧命运的原因，除了前述众所公认的两点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老百姓的人文关怀。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没有“以人为本”。西汉刘向在《新序》一文中谈到，“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哉。”可见，刘向也认识到了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存在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尽管商鞅能够结合秦国文化中的功利、尚武的特点，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变法措施，尽管他使秦国的国力得到了迅速增强，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忽视了对文化的建设，即所谓“轻视教化”，以及对老百姓的人文关怀，如实施“连坐法”，从而使他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使原本就基础薄弱的秦文化，更加惨淡。这就说明单纯的追求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其发展是不会和谐的，也不会长久的。这正是商鞅的悲剧命运之所在。
从大历史观来考察商鞅的悲剧命运，分析其悲剧命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能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重视文化建设，对基层的老百姓应该多一份人文关怀。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更加繁荣。
作者简介：曹中原，湖南省常德市高中历史骨干教师。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应该努力成为语言艺术的大师，主张历史课堂上传统的讲授法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认为课堂不应该是教师“独白”的舞台，而是师生思想和知识“对话”的讲堂。长期致力于从“独白”式到“对话”式教学形态的重构，以期实现课堂生活的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