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育观,辩证教育观,内外修养观。我眼中的传统教育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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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4-22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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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22 10:46
正如《学记》中所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简单的16个字教育的社会功能，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办教育的宗旨，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大教育”的理念。
传统的教育非常重视道德教育，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儒家致力要培养的君子就是这样的道德高尚、极具修养的人；同时，也提倡智育，孔夫子也讲“未知，焉得仁？”“好学不好仁，其蔽也愚”“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
追溯历史，各个时期的文教*都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从各朝各代文教*和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就可以研究上述的三个特征是如何贯穿始终的，鉴于各朝代的情况差异，此处，我们并不一一讨论，而是选取几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朝代。
推翻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王朝，汉初一直吸取秦亡教训，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无为而治”，推行“黄老之学”，重视知识分子作用，设博士，允许办私学，废除“挟书律”。这便是*影响教育的表现。由此，各学派得以继续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儒家，这也为武帝时期儒家成为正统思想奠定了基础。武帝时期，面对混杂的思想及流派，“有为”的*显得越来越必要，此时的儒家顺应时代的发展，代表人董仲舒融合了其他阴阳家、道家等学派的主张，发展儒学，提出“天人合一”，迎合了武帝统一思想，加强*集权的需要，最后使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太学里只讲儒家经典，博士的殊荣、*厚禄只属于儒学者。此后，掀起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潮，儒家的独尊地位自此不可撼动，汉家历时四百年，儒家思想逐渐深深植入每一个人的内心。
那么，董仲舒是怎样发展儒家思想的？ 先看他的几个主张：“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教，政之本也”，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而他则从“道之大原出于天”的神学角度去论证教化是实现仁政德治的手段。除此，他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用天人感应，阳尊阴卑去对其进行论证，使臣忠、子孝、妻顺成为后来封建社会的常态和最基本规范。在道德修养上，他提出重义轻利、“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必仁且智”，也能体现出他是重视自身修养的德智统一的。
“崇儒兴学”是它的文教*。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齐驱并进，思想发展多元化，但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唐朝便把“尊儒”的旗帜举得更高，确定了“崇儒兴学”的*，这样儒家似乎有了一点优势，然而统治者也不局限于儒学，对道佛也有兼用。这一时期，自隋朝建立的科举制渐趋成熟直至完善，但科举考试的题目也不是局限于儒家经典，儒学的发展没有占到绝对优势。直至晚唐，面对社会的动荡，藩镇势力的割据，儒家学者提出复兴儒学，维护*集权。代表人是韩愈。
韩愈，众所周知，他曾作《师说》，鼓励士人从师论道。师道运动就是他倡导的，此外他还倡导了复兴儒*动和新古文运动。这些运动都是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儒学纲领是仁义道德，是先王之道，也是先王之教，其中道德问题是出发点，也是归宿，这表明儒学是与民生实际结合在一起的。他特别推崇孔子和孟子，认为“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者”，“孟氏醇乎醇者也”。因此，他要使儒学再兴而传“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那个时代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大教育观的理念。
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文教*也算是吸取教训，顺应潮流的发展。在此之前的五代十国的混乱，都是由于各方藩镇割据，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宋太祖赵匡胤自己便以武将出身，黄袍加身，发动政变，建立大宋朝，深知武将对国家的威胁，因此才会“温酒释兵权”，将国家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并且重用文人轻武将，认为“文人纵然都是贪婪昏庸之徒，其危害“未及武将一人也”，这就使*因素、社会大环境影响了教育，客观上也造成了宋朝后期的积弱挨打。宋朝统治者曾三次兴学，广设学校，尊孔崇儒，提倡佛道，本是为了巩固统治，不料却使儒、佛、道在长期激烈的斗争中，逐渐走向融合，最终孕育出了----------理学。
宋明理学，最为突出的无疑是“程朱理学”。 理学事实上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它是对儒学的批判和继承，并且使儒学充满了思辨性的色彩。“北宋五子”开创了理学（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而真正使理学突出的是南宋的朱熹，元朝时，规定科举从《四书》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答案标准，从此使《四书》取得了与《五经》同等地位，成为士人和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此时要研究儒家思想的发展，就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是南宋最负盛名的大教育家，毕生讲学不断。 他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使之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和各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规。此外，朱熹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存天理，灭人欲”，改变人性。他认为人性就是“理”，天理就是“三纲五常”，这种思想把天理与纲常联系在一起，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加强。这一时期，封建思想更为禁锢。至于道德教育，那是理学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重要内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朱熹认为要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这其中也有对传统儒家观念的继承，他基于人心理特征的发展，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亲自制定《童蒙须知》和《训蒙斋规》，使儿童行为举止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朱熹的教育思想、方法都是非常完备并且可行的，因此，它能成为南宋以后教育制度的一个标准和依据也不足为怪。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朝代，它设立八股取士、屡兴*、四毁书院等等，已被后世批得体无完肤。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朝代，曾有一个历史学家用小说式的语言写了一本书《明朝那些事儿》，受到无数读者的追捧，成为近几年的畅销书，也改变了很多人对于明朝单一的印象，让无数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与此同时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1、广设学校，培育人才：各地普遍建立学校，从京师到郡县以至乡村，建立起了学校网络系统，明代学校教育的普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2、重视科举，选拔人才：明初科举与荐举并存，然自建文、永乐后，荐举渐轻，士人都以科举登进为荣，此后，科举日益成为明朝主要选士制度。
3、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文化*：推崇程朱，删节《孟子》；严格管理学校，禁止学生议政；屡兴*。
这些*无疑都是出于*目的，为了加强统治进行的，却在无形中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是，它禁锢了思想，实行文化教育*，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上无朝代可匹敌。
此外，很有必要提及明朝的科举制度。明朝科举制是科举制史上的鼎盛时期， 它在继承宋元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科举定式，将八股文作为一种固定的考试文体，并将学校教育纳入科举体系，这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曾批判它“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后人无不批判、指责、谩骂，但我认为，一种制度的建立有它发展的必然性最起码，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产生之初，它对于考试文体的标准化，促进人才选拔的客观公正，是有过积极意义的，但它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严重破坏了士风、学风和社会风气，对于它的负面影响，创始者或许曾考虑到过，但却未料到如此严重。
至于明代的教育家，在此我想把重点放在王守仁身上。 王阳明，明朝中叶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长期从事讲学活动，门徒遍天下，形成阳明学派，其思想远承孟轲，近接陆九渊，创立与程朱理学异趣的心学体系，对明中后期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产生过积极作用。关于他创立心学的过程，我比较喜欢《明朝那些事儿》中对这一过程的阐述，王阳明最初也是极为信奉朱子的，坚信“格物致知”，所有才有了“阳明格竹”的故事，他什么都没有格出来的结果，让他第一次对朱熹产生了怀疑，之后在不断的实践和思考中，在被贬贵州龙场，走到人生的最低谷时，终于得出“心即是理”的命题，史上把那一刻称为“顿悟”，从此，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的学说流传后世，经久不衰。关于教育作用，王阳明认为“学以去其昏蔽”，其目的是“致良知”；关于道德教育，他认为是“明人伦”他也提倡以六艺为主要学习内容，但并非因为经书是圣人教训，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明吾心之道，关于儿童教育，王是史上少有的关注儿童教育的思想家，虽然有很多利于儿童发展的主张，但其思想仍是为了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只是他反对粗暴的教育方式，提倡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并提倡他们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发展，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清朝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广兴学校，严订学规”、“软硬兼施，加强控制”。这一时期，官私学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书院都颇具特色，在科举上，沿袭明制，同时又根据自身利益做了调整，把科举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但无奈科举舞弊丛生，积重难返。同时，学校也几乎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成为科举的备考和训练机构。
黄宗羲培育了清代的浙东学派，其教育思想极有民主性，提出要“公其非是于学校”，在教育内容上，重视史学，“不为迂腐，必兼读史”。在教育思想上，提倡力学致知、学贵适用、学贵独创。在教师观上，强调“慎重师道”要求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这在教育史上是非常是罕见的，他突破了传统的教师理论，反映了鲜明的民主思想，值得重视。王夫之，先看他的道德观和道德修养论，首先，他主张天理和人欲紧密相连，其次，也提倡不以“一人之私”而“废天下之公”，在道德修养上，强调立志，主张自得，重视力行；在教师观上，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为师之道，应“必恒其教事”、“明人者先自明”、“正言、正行、正教”。颜元，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宋明理学，竭力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教育，创立以“实”为特征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也曾笃信理学，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和思想的逐渐成熟，其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批判。这三位学者实质上时在根据时代的需要发展儒学，他们批判的事传统的教育，并非批判儒学，并且也在批判的过程中为儒学注入了新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