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十二章结合本文内容谈谈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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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4-28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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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0 10:09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其可矣。”
孔子将“圣人”与“君子”是分而论之的。某太宰在和子贡的谈话中都称孔子为“圣者”,而孔子却自称为“君子”。在孔子的心目中,只有尧舜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才“必也圣乎”![ii]而在现实生活中,“圣人”是难得见到的,“君子”则是可以见到的;或者说,“君子”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圣人”存在于理想之中,“君子”是孔儒人格的名号,“圣人”是孔儒人格的理想。
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对理想人格(圣人)并没有发表多少见解,而对现实人格(君子)却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如果将《论语》中孔子之论“君子”的语句集中起来,便可以得出孔儒人格理论之大略。
1.君子人格形象:文质彬彬
个体人格之构成,有着外观与内质的区别。西方人格心理学发展史上,关于“人格”的最早定义是为“面具说”[iii],意指个体公开的自我,或者说是一个人在公众与社会中的形象。这个“面具”(形象)可能好看,也可能不好看,用《论语》中的话说,可能是“君子”,也可能是“小人”。那么,“君子”的人格形象究竟应该是什么样?《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的人格形象是质朴而非虚浮,文雅而非粗野,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是质朴与文雅的谐和统一。就“质”与“文”的关系而言,质是底色,是本色;文是加工,是人为。质是一种先天的素质,是人的自然情性;文则是后天的修养,是带有鲜明社会性和人的意志痕迹的人格特征。
《论语·八佾》也谈到了“质”与“文”的关系: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绘事之绚丽,在好的质地(素)之后,这正如硕人的盼倩之魅力,生成于先天丽质(好口辅即酒涡,和黑白分明之目睛)。当然,子夏在这里要和他的老师讨论的并不是“硕人”或“绘事”,而是君子的人格。子夏紧接着问孔子:“礼后乎?”孔子闻此言非常兴奋,慨叹“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据杨伯峻《论语译注》,子夏的“礼后乎”应是“礼后于(仁义)乎”[iv]。在这里,子夏将“文”与“质”的关系置换成“礼”与“仁”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子夏的“礼后乎”。就君子的人格形象而言,“礼”是“文质彬彬”的另一种说法(人们也常用“彬彬有礼”来形象人格形象)[v];就君子的人格构成而言,外在的“有礼”后于内在的“仁义”(反过来说,有无“仁义”决定了人格形象是否“有礼”,是否“文质彬彬”)。
2.君子人格内质:仁与直
“仁”这个字在《论语》*出现109次,它既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又是孔儒君子人格的内质。“仁”字的本义其实并不复杂,指人与人相亲,指爱人。但《论语》中的“仁”字用得太频繁,意旨太宽泛,大凡圣人和君子的人格准则、人格行为都可以标举为“仁”,一旦离开了“仁”,君子就不是君子了,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vi]可见君子不可须臾违仁,而且君子之不违仁是无条件的。所以曾子要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vii]又可见为仁之不易,为仁之重要。
孔子之论“仁”,为君子人格的内质作了四个方面的规定性。第一是要弘道要循礼,《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第二是要忠君要孝悌,《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第三是要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第四是“刚、毅、木、讷近仁”和“能行五者(即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viii]前两条是孔儒人格的*伦理和道德准则,后两条则有着鲜明的人格心理学色彩,更贴近“仁”之本义,《论语》中有关“仁”的定义和论述大多是在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ix]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x]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之美,不*之恶。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xi]
从“仁”字的字形结构看,是“二人”为“仁”,这就从字源学的角度规定,“仁”的有效性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或者说,作为君子人格内质的“仁”,形成并表现于个体与他人的交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语》将“仁”释为爱人、友善、宽恕、慈惠、直率和诚信。
在“仁”的诸多意项中,孔子最看重的是“直”(“直”字在《论语》*出现22次)。据《论语·颜渊》,樊迟对“仁者爱人”还不能透彻理解,孔子便进一步解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可见对“直者”的重用是“仁者爱人”的题中之义,而“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仁者的人格精神。孔子甚至将“直”视为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不直者”(罔或枉)的生存,即便能免于祸害也是一种侥幸(《论语·雍也》有“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直”与“罔”是对立的存在,“君子”与“小人”亦然,孔子常常在“君子”与“小人”的对比之中凸现君子之直与小人之罔。如《里仁》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路》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孔子谆谆告诫自己的学生:“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xii]
孔儒人格的哲学形态可分为两个大的层面:人格准则与人格塑造。前述人格理想(圣人)、人格名号(君子)、人格形象(文质彬彬)、人格内质(仁),均可视为儒家人格的标准或准则;而如何达到这些标准,或者说通过何种途径或方式来实施这些准则,一部《论语》同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3.君子人格的内修与外推
既然“仁”是孔儒人格的内质,是君子人格的核心,那么个体如何为仁,如何以仁为准则塑造自己的人格?《论语·颜渊》:“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从“为仁由己”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孔子又提出了人格塑造的具体途径:内省,博学,躬行。司马牛问怎样去做一个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并进一步解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同上)《论语·里仁》亦曰:“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关于“内省”的具体内容,孔子也有论述: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xiii]
从感知到情感,从言语到行为,从思维到意志,都是个体自省的对象,而这些方面几乎囊括了个体从人格形象到人格内质的所有方面。
孔子是个功利主义者,主张兼济天下,主张邦有道则仕;但这种事功思想又是建立在独善其身、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基础上。孔子主张对自己负责而不求人誉,《论语·学而》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而所谓“对自己负责”又包括了内在的自省与外在的躬行,所以孔子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xiv],“君子病*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xv]“不能”或“*”者缺乏行动的能力,缺乏“为仁”的能力,其人生结局自然是“没世而名不称”。孔子一再强调,人格主体的内省或修己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做一番事业。子路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讲了三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xvi],都是外在的行。孔子所言“为仁”之行,既有执御、执射、事公卿、事父母之类的日常生活行为,更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杀身以成仁之类的颇具悲剧意味的英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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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其可矣。”
孔子将“圣人”与“君子”是分而论之的。某太宰在和子贡的谈话中都称孔子为“圣者”,而孔子却自称为“君子”。在孔子的心目中,只有尧舜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才“必也圣乎”![ii]而在现实生活中,“圣人”是难得见到的,“君子”则是可以见到的;或者说,“君子”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圣人”存在于理想之中,“君子”是孔儒人格的名号,“圣人”是孔儒人格的理想。
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对理想人格(圣人)并没有发表多少见解,而对现实人格(君子)却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如果将《论语》中孔子之论“君子”的语句集中起来,便可以得出孔儒人格理论之大略。
1.君子人格形象:文质彬彬
个体人格之构成,有着外观与内质的区别。西方人格心理学发展史上,关于“人格”的最早定义是为“面具说”[iii],意指个体公开的自我,或者说是一个人在公众与社会中的形象。这个“面具”(形象)可能好看,也可能不好看,用《论语》中的话说,可能是“君子”,也可能是“小人”。那么,“君子”的人格形象究竟应该是什么样?《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的人格形象是质朴而非虚浮,文雅而非粗野,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是质朴与文雅的谐和统一。就“质”与“文”的关系而言,质是底色,是本色;文是加工,是人为。质是一种先天的素质,是人的自然情性;文则是后天的修养,是带有鲜明社会性和人的意志痕迹的人格特征。
《论语·八佾》也谈到了“质”与“文”的关系: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绘事之绚丽,在好的质地(素)之后,这正如硕人的盼倩之魅力,生成于先天丽质(好口辅即酒涡,和黑白分明之目睛)。当然,子夏在这里要和他的老师讨论的并不是“硕人”或“绘事”,而是君子的人格。子夏紧接着问孔子:“礼后乎?”孔子闻此言非常兴奋,慨叹“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据杨伯峻《论语译注》,子夏的“礼后乎”应是“礼后于(仁义)乎”[iv]。在这里,子夏将“文”与“质”的关系置换成“礼”与“仁”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子夏的“礼后乎”。就君子的人格形象而言,“礼”是“文质彬彬”的另一种说法(人们也常用“彬彬有礼”来形象人格形象)[v];就君子的人格构成而言,外在的“有礼”后于内在的“仁义”(反过来说,有无“仁义”决定了人格形象是否“有礼”,是否“文质彬彬”)。
2.君子人格内质:仁与直
“仁”这个字在《论语》*出现109次,它既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又是孔儒君子人格的内质。“仁”字的本义其实并不复杂,指人与人相亲,指爱人。但《论语》中的“仁”字用得太频繁,意旨太宽泛,大凡圣人和君子的人格准则、人格行为都可以标举为“仁”,一旦离开了“仁”,君子就不是君子了,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vi]可见君子不可须臾违仁,而且君子之不违仁是无条件的。所以曾子要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vii]又可见为仁之不易,为仁之重要。
孔子之论“仁”,为君子人格的内质作了四个方面的规定性。第一是要弘道要循礼,《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第二是要忠君要孝悌,《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第三是要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第四是“刚、毅、木、讷近仁”和“能行五者(即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viii]前两条是孔儒人格的*伦理和道德准则,后两条则有着鲜明的人格心理学色彩,更贴近“仁”之本义,《论语》中有关“仁”的定义和论述大多是在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ix]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x]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之美,不*之恶。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xi]
从“仁”字的字形结构看,是“二人”为“仁”,这就从字源学的角度规定,“仁”的有效性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或者说,作为君子人格内质的“仁”,形成并表现于个体与他人的交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语》将“仁”释为爱人、友善、宽恕、慈惠、直率和诚信。
在“仁”的诸多意项中,孔子最看重的是“直”(“直”字在《论语》*出现22次)。据《论语·颜渊》,樊迟对“仁者爱人”还不能透彻理解,孔子便进一步解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可见对“直者”的重用是“仁者爱人”的题中之义,而“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仁者的人格精神。孔子甚至将“直”视为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不直者”(罔或枉)的生存,即便能免于祸害也是一种侥幸(《论语·雍也》有“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直”与“罔”是对立的存在,“君子”与“小人”亦然,孔子常常在“君子”与“小人”的对比之中凸现君子之直与小人之罔。如《里仁》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路》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孔子谆谆告诫自己的学生:“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xii]
孔儒人格的哲学形态可分为两个大的层面:人格准则与人格塑造。前述人格理想(圣人)、人格名号(君子)、人格形象(文质彬彬)、人格内质(仁),均可视为儒家人格的标准或准则;而如何达到这些标准,或者说通过何种途径或方式来实施这些准则,一部《论语》同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3.君子人格的内修与外推
既然“仁”是孔儒人格的内质,是君子人格的核心,那么个体如何为仁,如何以仁为准则塑造自己的人格?《论语·颜渊》:“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从“为仁由己”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孔子又提出了人格塑造的具体途径:内省,博学,躬行。司马牛问怎样去做一个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并进一步解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同上)《论语·里仁》亦曰:“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关于“内省”的具体内容,孔子也有论述: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xiii]
从感知到情感,从言语到行为,从思维到意志,都是个体自省的对象,而这些方面几乎囊括了个体从人格形象到人格内质的所有方面。
孔子是个功利主义者,主张兼济天下,主张邦有道则仕;但这种事功思想又是建立在独善其身、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基础上。孔子主张对自己负责而不求人誉,《论语·学而》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而所谓“对自己负责”又包括了内在的自省与外在的躬行,所以孔子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xiv],“君子病*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xv]“不能”或“*”者缺乏行动的能力,缺乏“为仁”的能力,其人生结局自然是“没世而名不称”。孔子一再强调,人格主体的内省或修己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做一番事业。子路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讲了三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xvi],都是外在的行。孔子所言“为仁”之行,既有执御、执射、事公卿、事父母之类的日常生活行为,更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杀身以成仁之类的颇具悲剧意味的英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