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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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5-09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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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5 15:03
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market-oriented economy)是承认并维护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鼓励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调节供求和资源分配的经济运行*。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主要区别有:一是经济运行的机制不同.计划经济是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即价格供求竞争利率等.二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同.前者主要是行政手段,后者主要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三是调节经济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国家直接*企业,后者是国家*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四是所有制结构不同.前者的所有制结构单一,后者所有制结构多元.五是利益分配不同.前着平均主义严重,后者注重效率
历史性的转折——从计划经济到社会市场
传统社会里的中国经济显然是一种伦理经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取代人伦亲情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不过，虽然伦理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经济关系必须服从社会伦理的格局没有变。当时，中国也追求经济增长，但从其经济*的布局中可以看出，效率、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虑，市场则在其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当时有两种机制把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中，即“软预算约束”和“铁饭碗”。软预算约束意味着一个经济组织（企业或下级*）的活动不必以自身拥有的资源约束为限。当收不抵支、产生赤字时，它可以期待得到外部组织（上级*）的救助，从而继续生存，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局面。铁饭碗意味着有终身保障的工作，不管个人表现如何都没有失业风险。软预算约束和铁饭碗显然不利于竞争和效率最大化，它们之所以成为计划经济*的两大支柱，是因为当时的*更侧重经济单位之间的平等和为人类生存提供基本保障，即使牺牲效率也在所不惜。在计划（伦理）经济*下，农村里的社队和城镇里的单位不仅是经济机构，也是社会、*机构。它们不仅为其成员提供工作机会、支付彼此差别不算太大的工资（工分），而且为其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各种福利（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疗、抚恤救助、养老、丧葬）。换句话说，是农村里的社队和城镇里的单位为公民个人提供福利，而不需要由*直接提供。有学者据此把这种*称之为“毛式伦理经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早期，即1980年代中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决策者不再追求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讲“发展是硬道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当时说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兼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被牺牲，包括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当时，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
在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分三个阶段经历了从伦理经济演化到市场社会的转变。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其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它们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其间一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到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还没有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甚至*生活）机制的势头。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伦理经济的格局逐步瓦解。各级财政之间的关系从“大锅饭”变为“分灶吃饭”；*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软预算约束”变为“硬预算约束”；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镇职工的“铁饭碗”。随着农村里的村庄和城镇里的单位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和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须靠个人花钱购买。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
市场无疑具有神奇的力量。它像一杆能点石成金的魔杖，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迅速涌现出来；一向为商品匮乏所苦的中国人，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快速进入了相对过剩的时代。回首刚刚逝去的昨天，真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不过，市场机制不仅仅是经济的加速器，它又像一柄利刃，能无情地割断人们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纽带，把他们转化为在市场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当市场力量把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时，以前那些靠集体、靠单位、靠家庭生活的人们，都必须学会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然而，吊诡的是，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这使得个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人）越来越难以负担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当快速的市场转型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所有社会安全网时，其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人们感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快速增加，使得上上下下都认识到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歧途，到了改弦更张、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启动了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
这时*制定者也开始认真对待*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中国*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顾”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的“兼顾”终于有了实质内容。“兼顾”的具体做法是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将经济关系重新“嵌入”社会关系。这里“去商品化”是指把一些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看作基本*而不是市场交易的标的物，其目的是让人们可以不完全依赖市场而生存。在计划经济、单位*已经解体的局面下，要达到去商品化的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再分配机制：一方面，人们依其收入水平向国家缴税；另一方面，人们依其需要从国家的再分配（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中受益；而缴税水平与受益水平没有必然关系。再分配用国家的强制力打断了市场的链条，把全体人民重新链结起来，这就是中国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说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没有社会*的话，我们看到社会*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表一列举了最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社会*。可以看出，新世纪到来以前，可以算得上社会*的只有1999年出台的“西部大开发”。绝大多数社会*是胡、温新班子就职后推出的。这些社会*不仅仅是文件上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蓬勃的反向运动，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显示，中国*既有*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其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