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5-10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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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25 20:53
公共消费的扩大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可以直接降低*储蓄和间接影响居民储蓄,进而可以降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公共消费不足给居民带来消费风险。一度推行的公共领域市场化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消费不确定性,在降低公共消费,尤其是社会性消费的同时,给居民消费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导致居民消费长期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从内容上看,居民消费风险包括三种:一是可及性风险,二是可获得性风险,三是信息不对称风险。无论哪一类居民消费风险,都可通过*的公共消费行为来防范与化解。反过来说,*公共消费不足,尤其是社会性消费不足,将会给居民带来消费风险。居民消费风险的大小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少密切相关,也就是与公共消费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
由于中国公共消费不足,导致了居民消费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与消费风险,在缺少保障的条件下,公共消费不足使得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长期在较高水平徘徊,没有呈现出正常的下降趋势。若是扩大公共消费,意味着居民有了更多的保障,消费风险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居民将会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样居民储蓄率就会下降。
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些领域,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具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的公共消费上升了,居民部门将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部门的消费由此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如果*的社会性公共消费不足,那么对居民来说,他们将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花费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减少,表现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当前,由于公共消费不足而导致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
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自1996年开始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在减小,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和*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在扩大。若是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公共消费不足的影响实质上是放大的。一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加大,因为公共消费不足在挤压了居民其他消费的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减小也在挤压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强化居民储蓄倾向,居民储蓄率相对平稳,这种平稳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减小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意味着居民的储蓄动机被强化。例如居民甲的月收入过去是3000元,现在是1000元,假设其储蓄率为40%,即使该比率保持不变,其实际含义却是不一样的。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要维持原来的储蓄率,只能靠压缩消费来实现。
至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向资本一方倾斜,劳动所得的比重下降,而资本所得的比重上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1983年,中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42.1%上升到56.5%,自此之后却是持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劳动所得是社会多数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说明大多数人没有同步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居民所得的不确定性加大,必然强化储蓄意愿,使大多数居民的消费难以提升,如果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趋于上升,那么,公共消费不足对居民消费的挤压或可减弱,但现实却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趋于下降与公共消费不足同时出现,对居民消费的挤压形成了“叠加效应”,也就导致了居民消费的整体相对萎缩和部分社会成员消费的绝对减少,由此形成了诸多的民生问题。所谓“上不起学”和“看不起病”等广为存在的民生问题直观地反映出消费的不足。
从这里看,提高国民消费率有两个途径:一是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二是扩大公共消费来弥补,而后一方面具有更直接和快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