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代桂林的社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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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7-26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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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23:32
当然，桂州毕竟天高皇帝远，长期以来统治管辖这个地方的除了朝廷派来的*之外，还有一类土生土长的本地籍*，如前面曾提到的冯氏家族。据日人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记载，鉴真师徒一行，自第五次东渡失败之后，漂流至海南岛，后来逶迤北归，沿途所遇当地头面人物多数姓冯，如振州别驾冯崇债、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始安郡(桂州)都督冯古璞等，按冯家在岭南的势力，他们都是冯盎的子孙或族人。冯若芳的家中有很多奴婢，“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这一段记载与《新唐书·列传之三十五·冯盎传》冯家“奴婢至万人”是相吻合的。此外，《冯盎传》还载“冯盎有子三十人”，以此论之，则其孙当不在少数。既然唐皇朝容许冯家在岭南保留地方首领的特权，那么，鉴真师徒在岭南所遇到的当地头面人物多数姓冯也就不足为怪了。李唐皇朝要保持其在岭南的统治，是不能离开冯氏家族的参与的，因此李唐皇朝对待冯氏家族，就不能像对待其它*那样随意杀戮，这也是唐代桂林社会特点之一。综上所述，唐代桂林是一个情况相当复杂的南疆城市。
细读《东征传》中关于鉴真一行到达桂林的记载，参考桂林地方志和历代有关典籍史料，再综合分析上述唐代桂林的各方面情形，可以推断，鉴真师徒在桂林之所以留居一年，其留居时间之久超乎寻常，恐怕不是没有特殊原因的，只不过因史料缺乏，迄今仍然是个谜罢了。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姑且不揣简陋陈述于下，并求教于读者、方家。
第一，鉴真等人的行进路线问题。鉴真师徒从海南岛渡过琼州海峡之后的所经路线是一条很明显的北归之路：经雷州而过罗州(今广东高州以东)、白州(今广西博白附近)、容州(今广西容县)、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仍名)、象州(今广西中部)，然后溯桂水而上，于天宝九载初夏，来到了岭南重镇始安郡桂州。参阅地图，很明显，鉴真一行是打算经桂林过灵渠，再溯湘江北上入长江，回到家乡扬州去的。从交通史上考察，当时从岭南前往长江流域之间最顺畅的水路就是桂江——灵渠——湘江这条路，唐人称这条路为“伏波故道” 。但为什么鉴真师徒在桂林住了一年之后，不是溯流北上，而是转头顺桂江而下，到比桂林更南边、离扬州更远的城市广州去呢?显然这是另有原因的。虽然《东征传》说这是由于广州太守卢焕的专程邀请，但笔者认为恐怕没有如此简单，千里的原路折返，决不是鉴真师徒的初衷和秉性所为，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学者安藤更生推测说或许是为第六次东渡筹款，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鉴真一行在桂州的滞留时间问题。据《东征传》载，鉴真师徒在桂林逗留的时间是一年。他们为了东渡而五次挫折，以致于师徒漂泊江海，十来年问，除了其家乡扬州之外，没有在某一城市客居一年的纪录；特别是白海南岛北归之后，似乎有一种归心似箭的心情，在一些地方其居留的时间甚至只有短暂的几天，但偏偏在桂林居留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值得我们去探索。对鉴真颇有研究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难于理解，为了不使他的读者产生疑问，于是他在创作著名小说《天平之甍》时，将鉴真在桂林居留的时间改成了三个月，使得其在桂林的时间与在广州的时间基本相等。窃以为，问题恐怕还是不会那么简单。
第三，始安郡都督冯古璞与鉴真临别时的心态问题。《东征传》载：“时凭(冯)都督来亲送大和上(尚)，自扶上船口云：‘古璞与大和上，终至弥勒天宫相见。’而悲泣别去。”细审其文，冯古璞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欲说还休，最后竟落得个“悲泣别去”。笔者认为，冯古璞作为始安郡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迎来送往应该是司空见惯之事，有什么必要如此动容?所谓“终至弥勒天宫相见”之语，很有一些生离死别的意味，鉴真既非其上司，又非其长辈，冯古璞竟如此动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鉴真所经州郡可谓多矣，但没有一个地方*像冯古璞这样感情冲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的话，冯古璞是不会如此的。
第四，关于鉴真的失明与其弟子荣睿、祥彦去世的问题。此事《东征传》有记载，为节约篇幅，这里不再摘引，请参阅本书附录中真人元开的《东征传》原文。鉴真的失明是在刚刚离开桂林之后，来到广州，居留三个月，再到韶州(今广东韶关)，随之眼睛出现问题，医治无效而失明；荣睿之死，距离开桂林的时间更近，七八天而已，途经端州(今广东肇庆)便“奄然迁化”了；至于祥彦，其辞世之日也距此不远，他是在刚离岭南进入江西境内的吉州(今江西吉安)辞世的。由此，能否推问，鉴真师徒白天宝二年开始，八年之间，五次东渡，五次失败，即使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未见有谁因故而逝世，为什么甫离桂林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接二连三地发生多起变故?这些变故究竟与他们在桂林的一年有没有关系?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这方面的任何史料，换言之，迄今我们没有发现些许有关这方面的文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必然事出有因。如上文所述，桂林是当时朝贵争斗的旋涡小中心，我们凭此推断，鉴真徒当年在桂林很有可能遭遇了人祸，他们很有可能被卷入了一场不小的是是非非乃至一场官司之中，而且这场是非或官司必定与朝廷中的冲突争斗有关。能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寻找出一些证据出来呢?
笔者发现，天宝九载前后的桂州，绝对是一个多事之秋。据谢启昆《广西通志》引郝浴《广西通志》宇文审条，宇文审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擢进士第，累迁大理评事。杨国忠专政，大杀岭南流人，以中使传口敕行刑，议者嫉其酷，乃以审为岭南监法处等使，全活甚众。”杨国忠专政，在天宝九载前后，与鉴真途经桂林正好同期。而当时在桂林的朝廷贬官，包括在此之前与李林甫作对而遭贬的，以及稍后与杨国忠作对而遭贬的，再包括李林甫与杨国忠相互排斥而其党羽遭贬的，其数量不在少数，而所谓“大杀流人”，即当此类者，都在被杀之列。同时杀人的根据竟然是“以中使传口敕行刑”，可见当时杀人之草率。
由于桂林为岭南重镇，其流人绝大多数汇聚于此，由此可见当时的“大杀”，桂林城中也许是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当时鉴真及其弟子正在桂林城中，可想而知，如果要说这些事情与鉴真师徒毫无瓜葛，恐怕是说不过去。宇文审绝对是这一场*旋涡中人，他的官职是大理评事，即主管刑狱的*，但他并未苟同杨国忠的乱令，岭南流人在他的保护下“全活甚众”。手握大权的杨国忠要“杀人”，而具体实施判决的宇文审却要“活人”，这其中不可能没有争斗。鉴真当时也可以说是一位名人，“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以鉴真之名气而置身于小小的桂林城中，平时又多跟冯古璞等地方主管*往来，要想置身于这场是非之外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们猜想鉴真当时很可能是深深地陷入一场是非或官司之中以致一时不能脱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