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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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7-24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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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21:42
民营企业家都应该明白，个人投入企业的注册资金，或者企业通过合法经营赚取的利润，在企业没有清算之前或者没有进行利润分配之前，都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家的个人资金。同一老板参股或控股的许多企业之间，这家企业的资金也不能随便用做另一家企业的资金使用。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把企业资金错误地当作自己钱包里的资金，把民营企业错误地当作自己的金库，把下属这家企业的资金随便当做那家企业的资金试用，那么，就很可能遭遇牢狱之灾。
如广东金正集团老板万平。公诉机关指控万平涉嫌犯罪共有两宗事实：
第一宗是，2002年12月至2003年4月间，万平利用其为ST天龙总经理、ST天龙东莞分公司负责人、广东金正集团实际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以预付ST天龙东莞分公司上游供货商深圳市某公司材料货款的名义，逃避公司监管，擅自将天龙集团东莞分公司2700万元的资金挪用给广东金正使用，至今未还。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 挪用*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384条的规定，挪用*的要件为：
一是犯罪客观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
三是挪用*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
四是挪用*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而故意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的使用权。
上述挪用*罪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是认定挪用*罪的客观标准，也是区分挪用*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
二、 挪用*的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是否构成挪用*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行为人是否具备挪用*罪的主体资格。挪用*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如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不能构成挪用*罪。在这一问题上，刑法修订前，挪用*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人员。刑法修订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不再是挪用*的犯罪主体。如果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符合刑法第272条规定的应以挪用本单位资金罪定罪处罚。
二是要正确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挪用*罪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是*而故意违反财经纪律而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的使用权。过失不构成本罪，如行为人因工作疏忽大意，使*被他人非法使用的，不能以挪用*罪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被他人用于非法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要正确判断行为人挪用*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如果行为人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获得*归个人使用，不能以挪用*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是要注意区分挪用与借用*的界限，二者的区别体现是：首先，挪用*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而借用*是行为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其次，挪用*罪一般是在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单位不知道*的去向和用途，借用是按照规定和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暂借的，具有公开性；最后，挪用*的行为多数没有手续和借据，而借用*一般是经过合法程序批准，有借款凭证，有的在帐面上有记载。
例如，我们在侦查南票站魏某挪用*一案，严格把握刑法384条的实质要件，注意区别挪用与借用*的关系的界限，经过初查去伪存真，用挪用*四个构成要件，逐条分析、研究、认定魏某挪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认定挪用*罪存在的误区
1、认定挪用*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完全相同。
挪用*罪与贪污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性犯罪，二者相比，通常认为它们的主体是一致的。但研究刑法第93、272、382、384条的规定，便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挪用*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不同在于贪污罪的主体范畴宽于挪用*罪的主体范畴。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在这条规定中，第2款单列一款，与第一款是并列关系，即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并列关系，并不包含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列。而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并未包括此类人员。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做了具体规定，在这条规定中，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这3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挪用*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不同在于，挪用*罪的主体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贪污罪的主体却包括。2000年2月16日，最高人民*在《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应当依照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样进一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挪用*罪的主体与贪污罪主体的不同。
2、认为股份制企业中的人员是否构成挪用*罪的主体应以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来认定。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随之而来企业性质也日趋复杂，对这些企业中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有多种主张，最常见的是以国有权是否占多数来划分，即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罪，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资金罪。这种划分似乎合理，但也有偏颇之处。股份制企业一经设立，便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性质，该性质不同于任何发起人或认股人，包括参股、认股、控股的国有公司、企业的性质。而公司的法人财产属于独立的法人财产，其性质也不同于任何出资者的财产性质。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对此类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这类行为，可参照最高人民*《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来解决。此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定职务侵占罪。此批复虽未明确规定此类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罪，但已明确规定此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派者除外)，而挪用*的主体却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的钱款挪用给他人或自己使用时，不能以挪用*罪来定罪。
3、认为承包国有企业的人员可构
成挪用*罪的主体。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承包是企业改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承包的确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效益，但同时带来了很多法律问题。对于承包者挪用企业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便成为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企业承包一般分为二种：即风险承包和经营权型承包，风险承包是指无论是否有利润，承包人必须上交一定利润给发包方，如有剩余利润则归承包人，这种承包因企业财产的归属已事先划定；不论企业是否赢利，承包人都要上交一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人如将款借给他人应属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能构成挪用*罪。如属经营权承包，且发包人是国有单位，则承包人是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承包既是一种委托关系，对于原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因为承包国有单位，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前所述这类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但不可构成挪用*罪的主体，故笔者认为承包国有企业人员有挪用*行为的，无论是风险承包还是经营权承包，都不能构成挪用*罪的主体。还有一种特殊身份的承包国有企业人员，即承包人在承包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构成挪用*罪的主体。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忽略了挪用*罪构成要件中的必须利用职务便利的要件，挪用人除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外，在挪用*时，必须利用了他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因承包人进行了承包，在承包期间的挪用行为与原来的职务没有关系，即承包人挪用*是利用承包的便利条件，而不是利用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所以也不能构成挪用*犯罪
（三） 责任类型与会计法律责任的承担
所谓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施以何种制裁措施的问题，这是由法律责任的作用与目的决定的。我国法学界认为，法律责任是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的违法行为所作的否定法律评价，是一种不利的法的后果，也是国家强制责任人补偿和救济受到侵害的合法利益的手段。这实际上是以定义的形式对于法律责任所要达到的目的做出了阐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可以用经济学来表述的字眼：“不利”与“补偿”可以发现，法律责任具有两方面的作用：（1）惩戒违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的威慑作用。在下文中称为惩戒的作用。（2）对于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个人来承担违法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在下文中称为补偿的作用。以法律责任的这两种作用为依据，我们来考察不同情况下对于虚假陈述行为应有的处罚。
1、过失与欺诈的处罚原则
按照过错人的主观态度，虚假陈述行为主要分为过失与欺诈，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违法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如果是，则表明虚假信息的出现是故意而为之，违法行为属于欺诈。反之，则虚假信息是由于过失而出现的。法律上将主观过错分为不同程度主要是为确定制裁力度的需要，在制裁力度乃至制裁形式上，过失和故意具有很大的区别。
（1）过失的处罚原则
从惩戒的作用来看，过失的特点在于过失人在违法时并未预料到自己行为会遭受惩戒，因此也不会去衡量行为的预期效用。因此，要使过失人对于违法产生不利的效用预期的意义不大。当然，对于过失也不能完全没有惩戒，否则行为人会对其行为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只要保持一定限度的惩戒，使得过失人感受到过失对于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对自己的不利后果，就足以起到督促人们谨慎行为的作用了。
从补偿的作用来看，补偿的意义与违法者的主观态度无关。就是说，无论违法者在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对于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性都应当予以消除。所以过失人应当承担违法所带来的成本。
（2）欺诈的处罚原则
欺诈具有显著的特点：①欺诈是故意的行为。②欺诈人在行为时就已预料到可能遭受惩戒的后果，因此会考虑遭受惩戒的可能性，并且会掩饰其罪行。因此，对于欺诈行为来说，惩戒必须考虑概率的因素。③由于行为人希望看到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惩戒的目标不仅仅是使违法人的行为效用为负，而是应当使违法人感受到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基于欺诈的以上特点，对于会计报表欺诈来说，应当区分两种情况来确定处罚力度。
第一种情况：违法行为的所得与造成的社会损失相比大于或等于违法行为的惩戒率。在这一情况下，处罚的主要目标是使得欺诈人不因欺诈而获利。
第二种情况：违法行为的所得与造成的社会损失相比小于违法行为的惩戒率。
之所以考虑这种情况，是因为很多违法行为的收益与社会成本极不相称，违法行为的收益很低，但社会成本却极大。诚如前述，对于故意的行为来说，惩戒的目的不仅仅是让行为人感到不利，而是要让他体会到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这样才能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会计上的虚假陈述行为很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制裁力度应当怎样确定呢？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只需要由欺诈人承担与欺诈所造成的社会损失相当的制裁就可以了。
（3）各种违法情节下的责任类型与处罚力度
根据上小节有关处罚原则的分析，本小节来讨论一下虚假陈述行为在不同违法情节下的适当处罚方式。首先来看过失的情况。过失是不以违法所得作为处罚力度依据的。过失的处罚完全以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为依据。因此，按照损失的程度，我们可以将过失分为以下几种：
轻微过失：造成的损失非常小，从法律制裁的成本效益原则来看，不值得去启动制裁程序。
一般过失：所造成的损害高于轻微过失，但一般过失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较小，一般来说可以由过失人全额赔偿。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制裁应当是由过失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过失造成的危害无法用货币来衡量或者受害人无法确定时，应当给予适当的行政制裁，例如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行政制裁的目的主要是起到警示的作用而非补偿的作用。
严重过失：在严重过失情况下，过失造成的损失金额巨大，已经超出了过失人的赔偿能力范围。这时，过失人首先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然后，出于警示的目的应当同时施以行政制裁，例如：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对注册会计师来说，还可以处以暂停执业的处罚。甚至取消其相关从业资格。总体说来，对于过失行为的行政制裁的力度应当是比较轻的，它毕竟是起到一个督促人们谨慎工作的作用，而非改造不良思想的作用。那么，对于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过失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作者认为，这要看这种情况是否普遍，如果这种过失案件的发生比较频繁，则不排除有欺诈人隐瞒欺诈证据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就应当考虑施以刑事处罚。我国刑法目前对于虚假陈述的情况没有规定过失的刑事责任。
再来看欺诈，欺诈可根据违法所得和社会危害大小来确定制裁力度。按照违法所得和社会危害大小这两种标准，我们可以将欺诈分以下几种情况来讨论其处罚：
社会危害小：对于这种情况。对其的制裁首先应当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比较容易发现的情况，可以不再施以其他制裁。而对于不易发现的情况则应当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业或取消从业资格等行政制裁。
社会危害大，且社会危害与违法所得相差数倍以内：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刑事制裁应主要根据违法所得与发现概率来量刑。当然，既然触犯了刑律，应当处以取消从业资格的行政制裁。
以上对虚假陈述在各种违法情节下的适当法律制裁进行了探讨。当然，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其中的变量包括社会损害、处罚力度等不一定是可以直接量化的指标。而且，法律决定处罚力度与方式有很多法学上的考量，不是单纯用效用就能解释的问题。因此，本小节所作的讨论是简单化和理论化的，以上讨论的目的仅仅是从总体上来解释法律现象或做出理论推导。
3、民事责任的分担
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有数个责任主体：法人单位、单位主管、发行承销商等中介机构都可能负有责任，也就存在着如何将法律责任在责任人之间分担的问题。从法律责任的惩戒作用来看，各责任方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惩戒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只能起到惩戒的作用，因此，应当根据各自的违法情节分别确定各方的行政与刑事责任，而不存在责任分担的问题。但从补偿的作用来看，各责任方的民事赔偿的作用是相同的，由谁来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并不影响补偿的效果。对于民事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应根据各方过错的大小来进行，实际上也就是遵循效率原则而进行，即：谁的行为越没有效率，谁就应当承担越多的责任。运用此原则，我们来分析各种情况下的责任分担方法。
共同欺诈：从防止侵权的成本来看，主观上存在故意的一方的成本最低。每个责任方的行为都是欺诈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共同欺诈的各责任方的行为都是完全无效率的，他们都负有全部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连带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下，首先应按照各责任人的违法所得比例来分配赔偿金额，如果存在有的责任人赔偿能力不足，不足部分应由其他责任人按比例承担。
多方过失：在多方都存在过失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只要能够保持合乎法律要求的谨慎态度就可以减少侵权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任何责任方都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在共同过失情况下，应根据各责任人过失程度的严重性来分担赔偿额。相对严重过失的责任人承担较多的责任，相对轻微过失的责任人承担较少的责任。由于过失责任人的行为不像欺诈那样是完全无效率的，所以过失的民事责任应只限定在过失人按相对过错原则所确定的赔偿金额范围内，即按份责任或比例责任。就是说，对于多方过失不宜适用连带责任。
部分责任人负有欺诈责任，部分责任人负有过失责任：如果负有欺诈责任的责任人有赔偿能力，则应当由欺诈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过失人则只施以行政处罚就可以了。欺诈责任人不能承担的部分，由过失责任人承担，但以过失责任人应当受到的惩戒力度为限，即过失责任人不对欺诈责任人无力赔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前面两种情况下的原则，欺诈责任人之间负有连带责任；在过失责任人内部，按照相对过错原则分配责任。
例如我国股市重大违规案例之一琼民源事件：1993年上市的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房地产和农业，1995年利润仅为38万元，是深市股价最低的垃圾股。该公司在1996年年报中称其利润为5.71亿元。该公司股价也扶摇直上，从1996年初的每股2元左右猛增为1997年2月底的25元左右，创下涨升12倍的神话。
1997年2月28日下午，琼民源召开1996年度股东大会，因末按时结束，董事会决定3月3日下午继续举行，并申请在开会期间“琼民源A ‘停牌，待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复牌。但3月3日董事会全体成员辞职，导致无法刊登股东大会决议，由此琼民源长期停牌。
1998年4月29日，由*证券委、国家审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对琼民源公司的1996年报涉嫌违规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之后，终于公布调查结果，琼民源案水落石出。
原来声称成功进军北京房地产1996年利润比上一年度增加l000倍、将进军通信领域并在美国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美好前景竟是一场*；在严重失实的数据背后，是琼民源的控股股东民源海南公司与深圳有色金属财务公司联手，在二级市场获取暴利。据统计，截止到1996年12月31日，琼民源公司的在册股东仅为4.9四万人，但到1997年2月28日，股东人数已猛增到10.7万余，其中持股量在3000股以下的股东为9.8万人；换言之，在停脾前两个月的时间里，把琼民源由丑小鸭捧成天鹅的庄家，已陆续远远遁去，而根据琼民源年报业绩蜂拥入市的散户成为该公司的社会公众股东主体。
1998年4月29日，中国*公布对琼民源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琼民源1996年年报称利润中，有5.69亿是虚构的，并且虚增6.57亿元资本公积金；鉴于琼民源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玉和等人制造虚假财务数据涉嫌犯罪，*将有关材料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8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开庭审理此案。称被告人马玉和为制造琼民源有良好业绩的假象，以达到接管北京凯奇通信总公司发行10亿元可转换债券的目的，遂于1996年5月至1997年1月期间，以签订虚假的《合作建房合同书》、《权益转让合同书》、《关于北京民源大厦前期工作经济补偿协议书》，利用借款进行循环转账等手段，编造4项虚假利润来源，虚构琼民源1996年度利润总额为5.0亿元人民币（中国*处理意见中称虚构利润5.4亿），后授意被告人斑文绍（琼民源财会人员）将这虚构的4笔利润编入1996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上报给中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被告人马玉和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授意被告人斑文绍配合海南大正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虚编资本公积金增加6.57亿元人民币。并于1997年1月22日、2月1日在传媒上公布，误导广大投资者，严重损害琼民源股东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12日对“琼民源”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原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民源大厦董事长、北京凯奇通信总公司董事长马玉和，因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 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会计师事务所退休干部、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聘用会计斑文绍因同样的罪名被到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从上述案例看， “琼民源”公司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有如此惊人的业绩，略有会计常识的人都会提出怀疑。
首先，巨额利润令人疑惑。现将“琼民源”公司1995年业绩与1996年业绩对比如下：
从中可见，公司1996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较1995年增长848倍和1290倍。而对这种超常增长，公司解释为“公司投资北京的战略决策获得巨大成功，开启和培育了公司获得高收益的新利润增长点，使公司今后稳健、持续获得利润有了可靠保证。”这种含糊其辞的解释实在难以让人信服。实际情况是，在1996年利润总额5.7亿中有5.4亿是虚构出来的，是“琼民源”公司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与关联企业（香港冠联置业）及其他公司签订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合作建房、权益转让等无效合同编造的。
其次，巨额资本公积令人疑惑。公司新增加的6.57亿的资本公积是从何而来的呢？年报在资本公积这一栏是这样写的：“资本公积金增加的原因可参阅对本期数与上期数比较超过30%的解释。”然而在第11项“对本期数与上期数比较变化”的解释中，却只字不提资本公积金。在东窗事发后，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所谓的增加6.57亿资本公积是“琼民源”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立项和确认的情况下，对四个投资项目的资产进行评估而产生的。这6.57亿资本公积显然是虚增的。
那么，“琼民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用说，是巨大的金钱利益在背后作祟。经查实，“琼民源”的控股股东民源海南公司与深圳有色金属财务公司联手，先大量买进“琼民源”股票，再以虚构的利润来抛出“利好消息、”使股价大幅上升，然后伺机大量抛出，牟取暴利在这次操纵股市的违法行为中，两家公司分别非法获利6651万元和663O万元。
尽管“琼民源”的有关人员在这一案件中难逃其责任，而作为对“琼民源”年报进行审计的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海南大正会计师事务所同样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因为，面对“琼民源”1996年年报中利润和资本公积如此大幅度的增加，具有审计专业知识的注册会计师自然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但事实是，注册会计师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在众多投资者对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项目提出疑问的情况下，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还站出来为“琼民源”公司辩护，声称“报表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可见，“琼民源”案会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很大程度与注册会计师的失职及某种意义上的推波助澜有关。
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除了采用一般的检查、盘点、函证等取证方法外，还遵循最常用的分析性复核程序。所谓分析性复核程序，是指通过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 重要项目的各种数据比较分析，来检查报表项目中有否反常现象。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变动情况，注册会计师就必须追踪审核，并掌握异常变动的根本原因及其证据。这是年报审计工作的基本常识。如果“琼民源”案中的注册会计师能够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这些要求，对有异常变动的“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等项目进行实质性测试，并取得能够说明异常变动原因的可靠证据，或者说认真检查资本公积增加的相关会计记录和原始凭证，审核对资产评估是否经有关部门批准，估价方法是否合规，然后再发表有关声明，就不会出现上述后果。
四、假帐的治理与预防
会计假帐在现实生活中已造成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危害，成为市场经济*完善和法治社会推进的一大公害，成为上至*领导下至一般百姓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的焦点问题。
（一）假账的治理
我国会计假帐越治越乱并成为社会公害的根源在于没有构建一套真正有序的会计假帐法律责任体系，而是注重追究行政责任，同时施以必要的刑事责任制裁。作者认为，必须建立以假帐民事责任为主导、以假帐刑事责任为重心、以假帐行政责任为补充的会计假帐法律责任体系。
1、假账的法律责任建构
（1）、假帐民事责任
会计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契约行为。会计假帐实质上是违反会计契约的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我国目前会计法律法规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融入会计契约的理念和条款，造成会计假帐民事赔偿责任追究的法律根据不足，对会计假帐责任者处罚不力，无法树立会计法律法规的崇高权威和尊严，使会计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和社会效益极低。主要是建立假帐违约责任和规范假帐侵权责任。
（2）、假帐刑事责任
会计假帐刑事责任是指会计行为实施了刑事法律规范禁止的会计假帐行为所必须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尽管我国《刑法》对注册会计师执业形成的虚假报告，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但由于处罚较轻、虚假标准难以认定等因素造成目前注册会计师参与做假的趋势愈演愈烈，给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和*宏观*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3）、假帐行政责任
会计假帐行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9 21: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构成此罪的关键在于是否挪用*私用，或者是否私分*以及挪用*所得的利润等，刑事惩罚的范围目前还未扩展到挪用*公用。
挪用*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挪用*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的使用权，同时行为人挪用*后必然占有，有的还因此获得收益。而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能，因此对所有权权能的侵犯也必然是对所有权的侵犯。所有权被侵犯并不意味着所有权转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取得所有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因此，从这一法律意义上讲，任何财产犯罪实际上都不可能真正取得所有权，挪用*罪与贪污一样都侵犯了财产所有权，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所有权被侵犯的程度不同而已。同时，正因为挪用*罪直接侵犯了*的使用权，而这是违反国家财经管理制度中的*使用制度的，因而它又侵犯了国家财经管理制度。但是，由于挪用*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公共财产所有权，挪用*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一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二是劳动群众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三是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的所有权;四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五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非国有单位资金的所荷权;六是非国有金融机构中客户资金的所有权，其中，挪用*罪的犯罪对象，既包括当然的公共资金款项，也包括拟定的公共资金款项。
本罪侵犯的对象主要是*。这既包括国家、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也包括由国家管理、使用、运输、汇兑与储存过程中的私人所有的货币。在国有企业、公司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本企业、公司的财物，属于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上述公司、企业的资金，也应属于侵犯公共财物所有权。根据本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要按挪用*罪从重处罚，因此这些特定的*、公物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罪处罚。因而一般的公物也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
广义的*，是指公共款项、国有款项和特定款物以及非国有单位(金融机构)和客户资金的统称。既具有当然的公共财产特性，也具有拟定的公共财产的特性。其中，公共款项，就是为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国有款项，是指为国家所有的资金款项;特定款物，是指专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它既可以为国家所有，也可以为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所有，还可以为社会公益组织所有;非国有单位资金，是指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其他非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客户资金，是指金融机构客户所有的资金。因此，广义的*不仅包括公共资金款项和国有资金款项，而且还包括特定财物和非国有单位、客户资金。所谓狭义的*，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基金。该类*只具有当然的公共财产特性。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其中包含三个要件:(1)行为人实施了挪用*的行为，即行为人未经合法批准而擅自将*移作他用。(2)行为人挪用*的行为是利用其主管、管理、经手*的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3)行为人挪用的*是归个人使用的，所谓归个人使用，既包括由挪用者本人使用，也包括由挪用者交给、借给他人使用。根据本条之规定，挪用*归个人使用具体可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这里所说的非法活动是指挪用*供个人或他人进行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对这种情况的定罪，没有要求挪用*的数额要达到较大，也没有规定挪用达到多长时间，根据最高人民*《关于审理挪用*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5月9日施行)的规定，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为起点;挪用*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或挪用*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如果挪用*未达到以上标准的，一般可不认为构成犯罪。
二是挪用*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并且数额较大的。这是指挪用数额较大的*作为挪用人或者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资本，如挪用人本人或者他人将挪用的*用于生产、经营、买房出租，作为个人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入股资金，存人银行或者借给他人而个人取利等，如果行为人挪用*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借给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不管这些单位是合将其挪用的*用于营利活动，都应视为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而不能认为属于挪归公用，这里的数额较大以挪用*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以挪用*l5万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对于这种挪用*数额较大的*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法律既没有要求挪用*要达到多长时间，也不要求行为人营利的目的要真正达到。但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前已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分别情节，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三是挪用*归个人用于上述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用途，并且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如挪用*用于建造私房、购置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品、办理婚丧、支付医疗费或者偿还家庭、个人债务等。这种情况既要求挪用*要达到一定数额。也要求挪用*要达到一定时间。这里的数额较大也是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以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如果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益损失应予追缴。挪用*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虽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从轻处罚。在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情形，行为人多次挪用*，用后次挪用的*归还前次挪用的*，而每次挪用的间隔时间都不超过三个月，对此，应从第一次挪用*的时间算起。连续累计至挪用行为终止。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挪用*的数额按最后未归还的金额认定。
挪用*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用于非法活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罪，明知使用人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恃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前述贪污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外延基本相同。同样具有特定性和公务（职务)性。构成挪用*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是*而故意挪作他用，其犯罪目的是非法取得*的使用权。但其主观特征，只是暂时非法取得*的使用权，打算以后予以归还。至于行为人挪用*的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营利，有的出于一时的家庭困难，有的为了赞助他人，有的为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动机如何不影响本罪成立。具体言之，挪用*罪在主观方面有以下特点:
1、挪用*具有非法性。即行为人未经批准或许可(包括直接明示的许可或间接明示的默许)，违反规章制度私自动用*。其中，规章制度具有广泛性，因此，挪用的非法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故意违反有关*管理的规章制度，二是故意违反有关*使用的规章制度，未经合法批准、许可。
挪用*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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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21:43
二、甲还清*，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肯定也要负法律责任
三、判刑由*判。
刑法是这样规定的：第三百八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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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21:43
2。挪用*罪已经成立了，当然要判刑。*能追回的当然要追回，判刑不代表一了百了。
3。甲如果是事前有共谋挪用*，就定挪用*罪（共犯），根据其在参与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量刑。主犯比照既遂犯同样处罚，若是辅助作用——从犯，应当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如果是不知情的人（看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则定乙为挪用*罪，甲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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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21:44
1、根据刑诉法规定，挪用*犯罪是由*立案的，*不会立案。
2、根据刑法的规定，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即构成挪用*罪。即使现在全部还清也不可能撤案的。
下面是回答你的问题：
1、挪用*罪是职务犯罪，即只有是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才构成此罪，如果乙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则乙构成此罪。如果甲与乙共谋，参与其中，那么甲是共犯。如果甲只是接受款项，没有共谋参与挪用行为，则甲不构成此罪。
2、前面已说过，无论是否还清都构成犯罪，只是量刑上会考虑。
3、根据刑法和相关解释规定，如果甲不能退还的数额在20万以上，会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甲有诚意还钱不是情节轻的条件，而是构成挪用*罪的条件，如果甲是不打算还钱的则构成贪污罪，而非挪用*罪了。根据你所提供的数额，甲的行为是属于情节严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