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政治学?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30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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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2 19:59

　　李龙海（本文在此为第一次发表）　　这是我在研究亚里士多德*学思想和教学中经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很少有不关心国家或*生活的，特别是儒家、法家等，可以说是专门研究国家或公共生活问题的。以儒家为例，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没有将公共生活独立地进行研究，导致*理论和*科学不能独立研究，而是以私人生活（血缘和家庭）诠释公共生活，使公共生活的理性化走错了方向。我们知道，一门学科要成立，需要具备几个基本的条件：（1）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这对于*学，需要把公共权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儒家以血缘关系诠释公共生活，因此，它的*学研究一直包含在伦理研究之中。（2）学科基本概念的清晰。由于逻辑学不发达，这个任务也一直没有完成。（3）本专业研究者大体一致的一套公理和推理体系。同样因为逻辑学的不发达，概念不清晰，命题（概念之间的推理关系）当然也不清晰，推理有问题，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当然也会有问题，这个条件也不具备。（4）最后，学科形成当然需要科学分类学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古代很多社会研究的学科不能很好建立起来的原因。（5）单一的现实**（王制）*了中国古代*研究者们的视野，使他们无从比较不同**的优劣得失。当然，后来的皇权制度也不再能够容纳对皇权*的突破性研究，不拥护皇权的主张本身就属于造反行为，任何不满也只能限于反贪官的层次，反对*就是反对皇帝。（6）王政不可能容纳积极参与公共或*生活的公民和公*识，这在西方也是如此。皇权*更是把公民参与公共和*生活的企图看成谋反。与东方不同的是，西方早期的许多城邦国家中，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是正当的，甚至城邦本质上就是属于公民的，不参加公共生活甚至可以成为一种罪状（如苏格拉底一案），国家的意义就是让公民参与并保证公民过上优良生活的，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是优良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古代也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但容纳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和主张，则几乎没有。学者的思考自然也受到极大*。（7）人性判断的不足。　　我们应该承认，虽然中国自古没有*学这门学科，也就是说总体而言缺乏*智慧（也就是基本的*理论，今天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得不到重视），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理论或*技巧。中国传统的*管理技术还是很发达的，但是，中国古代*思想确实没有超出忠孝和皇权的范畴。这是因为，儒家的理论视角是血亲关系，对血亲关系的推崇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人生的意义似乎只在于亲情或天伦，只在于光宗耀祖。儒家在面对包括*在内的公共生活的时候，时刻戴着血缘关系的透镜，即使用私人生活的理念（范式）来解读公共生活，君臣父子，以孝举官，一直没有独立地研究人类生活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公共生活（包括*），或者说是把公共生活当成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用私人生活或血亲关系来演绎、诠释和引伸公共生活，把私人生活中的重要原则（血缘关系）直接推行于*领域（君臣父子），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学。因为公共生活面对的是平等的自由人，而私人生活领域的血缘关系则是天生不平等的。其结果是把天下之事当成皇族的私事，把一地方事当成某个最高领导人的私事，其他人均以奴仆的方式方可参与，否则，秉公而行就是僭越、犯上。家天下思想至今盛行，也使普通民众缺乏公民和权利意识，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逻辑一以贯之。即便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里，如梁山好汉的公有制下，公事仍然像朝庭一样，首先是头领的家事和一人之事。从*文化的角度讲，现代中国的公有制对中国人确立公*识、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大有好处，它使国人终于把集体的、天下的事当成公民的事，人人都有权利关心、参与的事。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的偏得，倒也值得研究。　　还有一个佐证，中国人信仰什么？失意时求神拜佛，只怪运气不好；得意时老子天下第一。这是普遍心态。中国人真正信仰的，实际上只有血缘关系，少时父母而后是子女而已，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庭是生产单位，无后就意味着血脉和产业断根），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所以，儒家一再提醒大家：要对上忠（君）孝（父母），别像动物一样只知道孝顺自己的儿子（对下孝）。最近有大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明确提出这一点，正好切合了我从*学角度的思考。当然，大约三年前也有西方学人讲学交流时提到，中国人从私人角度看公共生活，在现实中却是有效的，我很难苟同。只能说是，过去曾经很有效，现在也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有效，而未来则取决于*文明的发展情况。　　西方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明确地将公共生活的研究（*学）和私人生活的研究（家政学）进行了区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居于两者之间。亲情成为儒家的信仰，儒家将人生的意义界定在亲情的范围之内，而且把国和家弄在一起，其逻辑实际上是由家至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私人生活的本领直接被当成谋求公共生活领导权的资格或前提，其最高*理想终逃脱不出贤人*的范畴。直到国民*，一直唱着好人*的高调，而无视制度建设，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等，终究逃不出家天下的思维和利益。　　社会科学一般公认，现代人的生活已经明确地分为私人的和公共的两个部分，私人生活相对自由，公共生活则要求理性化（规则化，或叫法治）。儒家以私人生活（血缘和家庭）的研究范式和理念演绎和诠释公共生活的结果，使公共生活的理性化走错了方向，按着私人生活的规则来解释和处理。家庭作为一种私人空间和关系，它是以感情维系的，按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是以亲密真诚的感情关系为基础的，真诚亲密的感情只要存在，它就可以维持，可以不计经济代价，利益关系服从感情关系。家庭内部关系以天然的辈份关系为基础，天然就不平等。而*则以平等的公民关系为基础，分配方式也以人的能力、贡献、实力等为基础，个人感情服从利益关系。所以说，用平等的利益关系审视不平等的家庭血缘关系，和以感情关系审视公共生活一样，终会陷入误区而无法自拔。所以才有以下的奇怪说法：婚姻也是交换，男人用感情与女人的性进行交换。却不知道，有了亲密真诚的感情关系，任何利益的交换原则就已经失效了；只有在亲密真诚的感情关系破裂以后，利益交换原则才能再次开始起作用（如爱情破裂后离婚时的情景）。　　所以，以家释国，看似可信，实则假冒伪劣。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超越这种想当然的层次，否则，建立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基础之上，社会科学便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只能产生内圣外王的空想。总是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君主能爱他的臣民，能够英明，能够圣明，能够内圣，*能够爱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空想。世上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憎，离开制度性的强迫性约束，让*们自觉自愿地一心一意为普通百姓服务，那是典型的胡话、醉话、梦话。　　*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并不相同的三个主要的生活领域，其遵守的规则自然也就大相径庭。如果用家庭生活或经济生活的范式去解读*，也就是说不把*当作一个独立领域来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学。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把这些关系弄混了的大有人在。　　另外，*学的产生离不开*实践，而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私人或家族性质明显，而公共性质较弱。西方*学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时代，那是一个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比较突出的时期；古罗马的共和时期，*理论承袭了古希腊的传统，也比较发达，到了帝制时期，国家权力开始了私有化的漫漫历程，直到新的城市自治出现之前，*学的研究和中国古代差不多，同样始终少见进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私人事务是一个自由世界，人们尽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皇权或神权至上的时代，*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私*力，研究也只可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最多就是如何在保持皇权或神权的前提下，让百姓的日子过得别太坏了，否则就要乱，让当权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收敛一点自己的*。孟子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可惜这个思路并没有发展下去，终只成为一种孤立的民本思想而不可能形成民主思想，因为后者需要平等的关系、权利和法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则只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境界而已，非*学研究的范畴。在中国，直到孙中山把*和国家当成众人之事，才使*学有了立足之地。总之，把国家或公共权力当成个人、某些个人或集团的私权，真正的*学研究是谈不上的。我以为，这是中国*学长期不能产生，产生之后也少有真正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学与*实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