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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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01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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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08:57
王昭君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她被选入汉宫，数年未被召幸。当匈奴单于向汉元帝请求“愿婿汉氏以自亲”时，帝命传到掖庭之后，昭君自愿请嫁和亲，以公主的名份千里迢迢到了塞外，成为呼韩邪的阏氏。做为汉、匈之间的和平使者，昭君出塞后，维系了边境六十余年的安宁，为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殁。
对于王昭君这样一位可敬、可赞、可歌、可颂的女性历史人物，因其和亲故事的奇特，所以历代的文人*客竞相为之吟诗、泼墨。纵观包括野史、诗文、戏曲、和绘画中昭君的艺术形象，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对昭君进行了不同的艺术创造，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有了各有所别的昭君形象。总体来讲，除一部分以赞颂为主外，大多数作品中的王昭君，留给后人的不外乎是以“怜其远嫁”为主线的集“怨”、“恨”于一身的近乎悲剧式的人物，己与正史所载的真实的昭君有了很大程度的演绎和杜撰。
我以为，由于昭君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因之，我们在创作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时，只能在尊重基本史实和人物原型，并把握住人、事的主流本质的基础上，给予艺术创造，而不应以主观想象和揣度为基础，硬把昭君“创造”成一个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悲、怨、凄、哀”的总成，从而歪曲了广为人民赞颂的、具有传奇人生经历的昭君所应有的艺术形象。然而，我们却每每看到，古今以昭君为素材的作品，光以《昭君怨》命题的诗、词、歌、曲的各类作品，却不厌其烦地重复使用，比比皆是。这就不能不令人尤感遗憾、不平，甚而忿忿了。
那么，在历代诗人的笔下，王昭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我国是诗的王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代的诗家，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古代女子象对王昭君那样青睐过。咏叹昭君的诗词，岂止千计，单只留传下来的名篇也是俯拾即是。下面摘引几句影响较大的，以便评说。
李白在《王昭君》中曰：“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颜。今日汉宫人，明朝故地妾。”在这首五绝中，“今日”与“明朝”，“汉宫人”与“胡地妾”，对仗何其工整！但却是“怜其远嫁”的典型。他在另一首诗中“天涯去不归……明妃西嫁无来日……蛾眉憔悴没胡沙……死留青冢使人嗟”的描述，则把昭君的所谓孤、寂、悲、凄，渲染得淋漓尽致，对昭君的“不幸遭遇”给了无限的哀叹！
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是一首咏昭君的名篇。“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前边的六句可谓“风流摇曳”、极有韵致，没想到这最后的应为点蜻的两句，却未能从昭君和亲的的历史意义着眼，而落入了“怨恨”的巢臼。
白居易在17岁时写下了备受关注的昭君诗《王明君》：“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殊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该诗的写作技巧和语言功力堪称上佳，但其立意却首开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之先河！《鹤林玉露》中有“唯乐天作有恋恋不忘君之意”的评论，真正道出了白诗的本质。
说到王昭君在文学作品中的“悲怨”形象，其祖师爷应是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中的描述：“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对之惭且惊。杀生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这位拥有百十位妻妾的石崇，无由揣度昭君的悲、怨、哀、伤倒也罢了！最可恨的是，他对昭君竭尽污蔑之能事。在他看来，不同民族不可通婚；即使成为阏氏(皇妃)也不为贵；按胡俗单于死后，子娶父妃也是羞耻之至；又把出塞和亲视为苟且偷生，甚至比作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由于西晋距汉代较近，所以，汉曲中虽然己有了哀怨之声，但石崇的《王明君辞》却实实在在地和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亦步亦趋。故曰，石崇乃是在文学作品中篡改历史、宣扬大汉族正统、歪曲昭君形象的罪魁祸首。
同样是以昭君为题材，但在另一些诗词作品中，却赋于昭君以有别于“悲怨”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佳作颇多。
请看唐代王睿的《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王睿因不苟同强加给昭君的“怨”的观点，故以“解”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把“莫怨”、“莫嫌”的同情心送给了昭君，又为脱离深宫、远嫁匈奴而为昭君庆幸。
元代张翥的《昭君怨》则展示了耳目一新的昭君形象：“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却胜汉宫人，闭长门。看取娥眉妒宠，身后谁如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张翥的这阙词，一扫昭君的“悲怨”，不但把出塞和亲视为昭君的有幸，而且还为后世留下了“遗冢”和“千载芳名”。他之所以题作《昭君怨》，只不过是沿用了《昭君怨》的词牌而已，并非叹昭君之“怨”言，而为赞昭君之“幸”词。
“奉诏事和亲，从容出禁宸。缘知平国难，犹胜奉君身。”明代的高壁在这首《昭君曲》中，以“从容”出塞的仪态，为“国难”献身的精神，和亲胜于奉君的大义，对昭君给于了肯定。
同为女性的清代几位女子，为昭君和亲的壮举大唱赞歌。如葛秀英：“绝尘扬兵赋《大风》，旌旗依旧过云中。他年重画麒麟阁，应让娥眉第一功。”(《题明妃出塞图》)郭漱玉：“竟报琵琶塞外行，非关画图误倾城。汉家议就和戎策，差胜防边十万兵。”(《咏明君》)郭润玉：“漫道黄金误此身，朔风吹散马头尘。琵琶一曲干戈清，论到边功第一人。”(《明妃》) 她们认为，化“干戈”为“和戎”，昭君应是“边功笫一人”和“娥眉第一功”的英雄人物，与石崇对昭君形象的贬损、糟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咏昭君的浩瀚诗海中，特别可贵的是，唐代张中素的《王明君》。在这首绝句中，作者对昭君和亲及其具有的历史意义作出了积极的准确的评价。“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饶塞多。”这就是和亲后胡汉边境的真实写照！
需要说明的一个史实是，和亲，并非昭君的首创。早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对抗匈奴，釆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曾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西域的乌孙王昆莫。由于细君是王室千金，过不惯边地的生活，思念亲人故土的伤怀与日俱增，情之所至，写下了歌词：“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汉书.西域传》)因为细君既与其贵族出身有关，又非自愿而嫁，所以有如此悲愁的表现，似可谅之。细君的这首歌是她自己生活和情感的真实反映。后人读了之后也不禁为之潸然泪下而深表同情和怜悯。然而，昭君则又当别论。要知道，昭君本是自食其力的“良家子”出身，较为艰苦的生活应能适应。再加上因在后宫数年，对国家大事，包括汉、匈战争，常可闻之，议之，明之，亦在情理之中。因此对和亲的意义也应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昭君的请嫁出塞是经过充分思考之后的爱国义举。实践证明，她为边地安宁做出了胜于数十万兵马的作用，可谓不辱民族和睦的这一和亲使命。由是，我以为，我们不能以细君的客观“悲怨”，而主观地认定昭君也有同样的“悲怨”。又且，正史并无“悲怨”的记载，我们有何根据，又有何理由非要把有功、有荣、有安、有幸的昭君，凭主观臆想，通过文学的形式，制造出一个个悲悲泣泣、怨怨恨恨的昭君形象呢？要说昭君思念故土、思念亲人，乃人之常情。人们书之、诗之，因系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但是，当她身负和亲使命出塞，成为单于的阏氏并生儿育女之后，绝不会思恋曾经把她深锁的后宫，更不会如白居易想象的(“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那样而寄情于汉皇！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昭君出塞，有何悲之？汉宫谁之“天堂”？穹庐殊为“地狱”？昭君和亲，有何怨之？历代皇妃，有何羡之？身为阏氏，有何耻之？
写到这里，还是让我们看看伫立在昭君墓前的董必武老人的碑题吧：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抒胸臆懑
舞文弄墨总徒劳
以我之见，该诗既对昭君和亲的历史及社会意义作出了准确而高度的评价，又对历代文人对昭君形象的歪曲给予了无情的蔑视和有力的抨击！由是，希冀，但愿由始作俑者石崇以及步其后尘者们为昭君制造的“怨”假“冤”案，能在史实面前和人们的逐渐认识之下得以“平反”，从而还昭君以较为真实的本来面目和应有的艺术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