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30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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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04:57
《论人》是英国文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长诗,追溯西方生物进化思想渊源的人,经常引用。蒲柏本想写一本巨着,讨论人、社会、自然的关系,这首诗算是导论。但他没有完成大作,只有这首诗传世。他所刻画的人类,是这副德行:
身处不上不下的夹缝中,
大愚若智,蜉蝣自雄:
自命怀疑论者,却似无所不知,
自诩坚忍不拔,却又孱弱难当,
首鼠两端,奋起、雌伏?
不知应自命为神还是兽,
不知灵肉之间如何取舍,
生逃不了一死,论理注定犯错。
在行家眼中,这首诗肤浅而无创意。所谓人处于“不上不下的夹缝中”,源自西方传统“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的概念,指宇宙万物完满而连续,并有一差序格局贯穿其中,从最完美的形式到最不完美一应俱全。这个观念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就辨认得出来,与*教教义也相容,只要将《圣经》中的造物主视为“存在之链”的完美顶端就成了。
可是蒲柏的诗当年立刻就受到卫教之士的攻击。问题出在人的地位。蒲柏似乎暗示人介于神与兽之间(不上不下是为“卡”),这个安排并不讨好。人有机会成神吗?这是狂妄。人有兽性吗?这是亵渎造物主。在所有受造物中,人是造物主按“她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享有特殊的恩宠。
卫教之士的确是有识之士。蒲柏反映的是,“存在之链”这一传统观念正逐渐与方兴未艾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融合。最后,自然史在达尔文手里变成研究生物进化的科学。
所谓自然史,源自“地层是在时间中堆叠的”观念,不同的地层代表不同的地球史时期。不同的地层中包含的生物化石不同,表示不同的地史时期有不同的“生物相”。换言之,地球上的生命也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地球史加生命史就是自然史。
第一个将自然史有系统地整理发表的,是法国学者布丰(Buffon)。他的《自然史》自1749年起出版,到1767年已达15册,他过世前又出了7册,身后再由他人续了8册。由于布丰文笔优美,这部书畅销一时。
可是布丰运用“存在之链”的方式,立刻令卫教之士侧目。他在序论里明白地说:
认真地研究自然之后,我们获得的第一个真理,也许会使我们人类更为谦逊。这个真理就是,人应将自己视为动物界的一分子,因此就能体会动物的本能也许比人类的理性更为保险,动物的行为比人类的更令人欣赏。
1750年2月6日和13日在巴黎发表的一篇书评,就直接指责《自然史》在散播“毒素”。书评者指控书里也有“蒲柏《论人》中妨害人心世道的系统”, 蒲柏将人置于动物之列,将人视为动物之首就满意了。大家都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布丰却费劲证明动物的本能比理性还管用。
这些言论今日读来仍然熟悉得狠。问题核心仍是: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自达尔文以来,进化生物学已是成熟的科学。可是一些内部的争论以及外界的反应,仍然与那个古老的问题纠缠不清。已故哈佛大学古生物学教授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引起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
古尔德的成名作,是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疾变平衡论”,刻意强调了化石记录上很少见到生物渐变的事实——生物往往长期不变(平衡),然后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疾变)。达尔文在世时,这个现象已是学界的常识;至于如何解释,并没有共识。在19世纪,这叫“缺环问题”(missing link)。
达尔文认为,那是因为化石记录还不完整的缘故。古尔德却强调,学者努力了一百多年,缺环还是没有填满。因此缺环不是“还没找到化石”的结果,而是因为当时生物以高速进化,留下化石供人凭吊的几率极低。这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逐渐成形的进化综合理论似乎有抵触。不仅学界大哗,美国的*教基本教义派也欢欣鼓舞,以为古尔德提供了批判进化论的内行武器。
在卫教之士眼中,缺环、疾变都是造物主表演大能的证据。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古生物学家的“时间感”。在古生物学的讨论中,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在短短1 500万年内,鲸豚就已脱卸陆栖专用装备,成为十足的海栖动物了(这篇文章讨论的是鲸豚从陆栖祖先进化成海栖动物的过程)。
1500万年算“短”,那疾变又能多“疾”呢?可是这样的反驳一定难以令卫教之士信服,因为使他们不安的是生命的“连续”观,也就是“人兽”的连续性。他们深信,人与兽之间的“断裂”鸿沟才是人性的保证,也是希望。
(作者:王道还,任职于中国台湾*研究院)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04:57
1.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如下: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04:58
人是被动来到自然界,主动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