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商事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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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30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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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5 09:45
自由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资产阶级国家奉行不干预商事的原则，这是指国家一般不以自己一方为主体直接介入商事领域，同社会商事活动主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商事完全放任不管。国家作为社会最高管理者，它要为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即法律，以规范各商事活动主体的行为，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竞争秩序。这也是国家的一种管理方式。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乃是一种“商事管理”方式，国家制定的这类法律，好比游戏规则，这就是商法。
商主体从个体经营形态逐渐发展起来，其初期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商事立法，当时商主体的商事活动适用着原有的具有商法性质的一些法律规范。后来由于商主体普遍发展，商主体内外部关系较原来个体或合伙经营的复杂性，常常引起超越原有法律调整范围的纠纷，产生了国家针对商主体这些特殊性专门立法的需要。
商法主要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商事交易的许多原则和规则被商法所确认，成为法律原则。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各当事人的自由。资产阶级*成功后制定的商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法的平等、自由精神，并把它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法国商法典所确立并为其他各国立法普遍确认的私人财产所有权无*、契约自由、过失责任，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
商法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法律保障。由于商法对于微观商事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于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商事秩序，这就是商法秩序。商法范畴的有关商事立法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商主体的财产权及商主体的设立、组织与活动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上。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与当时调节机制一元化(即市场调节)相适应，在调整社会商事关系的法律中，也基本上依靠商法这一部门法。
商事立法在初期阶段基本上限于私法即商法领域。国家一般只为民间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而不直接介入和干预商事。那时国家职能还没有(客观上不需要)调节商事的任务，因此尚未出现商法这一部门法，尚未由商法来对商主体加以规制。当时国家对商主体也实行某些管理，但主要是一般性行政管理活动。其中有些管理活动具有某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性质；但这些仍主要属于行政措施和行*性质。这些现象也不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总的情况是国家放任商事自由发展，商主体充分自治，商事立法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
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同市场调节一元化的调节机制相适应，调整商事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上是商法，那时商事活动中建立的是一种较纯粹的商法秩序；在这种总的法律秩序下，国家立法对商主体的规制贯彻着自由主义精神。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商法为保障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这集中体现在当时商法奉行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上。随着生产社会化进程，个体同社会总体矛盾突出，一味强调个体本位并不能同时达到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商法在其立法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某些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和修正，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整个社会进步的要求。商法社会化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从立法形式上说，表现为商法典中作出调整和修正的商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以及新颁布的单行法对商事立法的影响。前者如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商法原则的修正，影响着商事立法；后者如新颁布的公司法、合伙法等，是直接关于商主体的新立法。从商事立法内容上看，社会化的表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在投资设立商主体方面，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商主体设立，主要实行自由制和准则制，鉴于商主体设立对社会影响颇大，法律需要加重发起人的责任，并规定设立商主体必须经过国家主管机关登记，受主管机关监督管理，各国普遍改行严格准则制；在股东构成和股权结构方面，由于许多商主体规模扩大，股东人数增加，股东成分多样化。法律为鼓励和方便普通群众、特别是商主体内部职工入股，在股份种类设置和发行上作了相应规定。由于商主体股东人数和成分的扩大，使大股东特别是大家族股在商主体股份中持股比重下降，使商主体在财产权和管理上更加公众化和社会化。在商主体内部权力结构和管理机构*上，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商主体财产所有权同经营权严格分离，并互相配合和制约。法律完善了股东的诉权规定，规定股东可以起诉董事；从责任主体上说，各种商事活动除须对商主体内部的股东、商主体的债权人负责外，还须对其他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承担责任，并须对国家和社会整体承担责任（这表现为商主体应当接受国家管理和经济调节，遵守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归责原则上，虽仍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但19世纪末以来各国相继确认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广泛的采用。此外，还出现了公平责任原则。
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当前，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快和越来越明显。新的调节机制正在逐渐发达和完备，它同其他调节机制相配合，正在形成新的三元化的调节机制体系新格局。这些都标志着市场经济在经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两个发展阶段以后，目前又正在步入第三个阶段，即国际化市场经济阶段。
国际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即国际性的市场调节。现代国际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国际调节，但国际调节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同国际市场调节相结合和配合，它应是市场调节的补充和辅助手段，应当是通过国际调节弥补和消除市场调节的缺陷，而不能排斥和取代市场调节。国际调节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可以发挥导向或主导作用，但其调节措施应当适当，一般宜少而精。总之，任何时候都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市场调节即为价值规律的宏观作用。在国际市场上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必须以充分、公平的自由竞争为前提和基础。为规范和保障自由竞争，必须完善国际商法。国际商法是规范和保障国际市场调节机制的法律部门。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要求国际商法不断完善和发达。各国商主体特别是*公司在国际市场的活动需要遵守国际商法的各有关规定。并且，对于大型*公司，也只是通过国际立法才能对其加以有效规制，因为它们的*性和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单凭某一国(包括其国籍所属国)的法律往往*为力。商主体在国际市场的商事活动，涉及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商事活动规则，包括主体资格、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争议管辖和处理程序、法律冲突等等，有些由相关国家以双边或多边条约形式加以规定，有些以区域性或全球性条约形式加以规定。这些都是同商主体密切相关的立法。
市场国际化要求各国的商法同国际接轨，遵守国际商事惯例和本国参加的国际商事条约。各国商法的立法和实施需要相应作出调整。各国颁布有关商主体的立法反映了国际化的要求和各种经济领域的商事活动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