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我听说是在海光寺签署的,是真的么?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10-2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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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4-12-03 13:05

是的！1858年（咸丰八年）5月，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并扬言进攻北京。清*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56款，附约1款；中法《天津条约》共42款，附约6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分，分别于6月13日、18日与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英法*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特权，再次挑起战争，迫使清*签订了《北京条约》。咸丰帝令桂良交涉修改《天津条约》，但是，英法方面反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参考资料：引自大唐资料库

热心网友时间：2024-12-03 13:06

光绪十年八月十七日，徐承祖以候补知府被谕命为出使日本大臣[6]，成为清朝第三任[7]驻日使臣。首任使臣何如璋于光绪二年十二月二日谕授正使，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相隔约一年。第二任使臣黎庶昌光绪七年三月七日谕授，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相隔也近半年。而徐承祖谕授后不到三个月，就接到了清*要求他提前赴任的指令。主要原因，是突如其来的朝鲜甲申事变。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清*忽然接到朝鲜事变中国驻朝军队与日军发生冲突的电禀。[8]当时，中法战争前途未卜，朝鲜自壬午兵变后，政局也尚未稳定。日本突然与中国起衅，清*担心日本借中法有事伺隙寻衅，“事关重大”，不得不迅速“严密筹办”。次日，清*发布谕旨分头部署。一方面，通过清*统带驻防朝鲜各营提督吴兆有等传知朝鲜方面静候大员前往查办，并饬令吴等与日本驻朝公使从容商办。另一方面，命李鸿章会同左副都御史吴大瀓规划朝事，由吴及两淮盐运使续昌前往朝鲜探明致乱缘由，同时命将援台之北洋快船“超勇”、“扬威”二船调回，由丁汝昌统率赴朝鲜，会同吴兆有等相机定乱，并命盛京将军庆裕妥筹备御。[9]再一方面，就是命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徐承祖密探日本方面有关朝鲜启衅之由的消息及日人举动[10]。当时，徐承祖正准备前往福建省亲。为此，清*同时电谕闽浙总督及两江总督等转饬徐承祖，迅速赴任。[11] 接旨时，徐承祖仍在上海，尚未前往福建。二十六日，他复电称，十一月初二方有前往日本的商轮，届时即遵旨搭乘前往。同时提议，希望邀请日本驻上海领事安藤太郎与他同行，先赴朝鲜查解。[12] 此前的二十五日，清*接到黎庶昌复电，内称日本方面尚未得知朝鲜事变的消息，且无增兵的动向[13]。总署大臣徐用仪、邓承修与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的会晤，以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原敬谒见李鸿章的会谈，也印证了黎的说法。[14]为此，清*一时难以断定朝鲜事变究竟与日本有多少关系，决定将重点首先放在查明事变的*。[15]二十六日，清*再次电谕徐承祖，因尚不确知朝鲜致乱的原因，令其“遵前旨迅赴日本密探该国实情”，先赴朝鲜之议无需提起。[16]“密探该国实情”是徐承祖提前赴任的首要任务。二十七日，徐承祖通过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电示清*，定于十一月初二启程。[17] 自徐承祖确定行期至其启程的数日间，日本使馆被焚，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国请兵，日本*派军舰驶往仁川，黎庶昌和驻朝中*队纷纷请求清*迅速派兵，朝鲜局势迅速恶化。尽管如此，清*对朝鲜局势总体仍持乐观态度。清*认为，朝鲜致乱之由还未得到确信，榎本武扬和原敬都曾表示日本“*实无与华开衅之意”，甚至有“此事或由乱党煽惑，使我两国之官不和”之言，即使有竹添回国请兵的消息，仍认为“朝鲜不致有大波澜”。又认为焚毁日馆与中国“无涉”，强调总署与榎本武扬屡次问答“均悉此意”。对于驻朝军队的请兵要求，责问其“此事本未与日国开衅，何援之有”。甚至认为，驻朝清军“所禀殊未可尽信”。清*的方针是，依既定方针，令李鸿章调船备用，派吴大澄前往朝鲜确切查明事变*。清*相信，处理朝鲜问题，“但将朝鲜肇乱罪魁查明惩办，即可平乱党而息争端”。有鉴于黎庶昌提到事变可能使日本外务省起疑，进而强调当下处理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朝王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18] 十一月初，黎庶昌向外务省传达清*的和平之意。日本方面答复，已派人赴朝查明细节，具体处理意见尚未确定。当时传言外务卿井上馨将亲赴朝鲜，且继续有兵前往。[19] 综观徐承祖赴任前夕国内国际局势，看似平静实则隐藏危机。看似平静，是因为中日双方均尚未确知事件的*，双方相互示好，至少使清*方面对事件前景相当乐观。隐藏危机，是因为日本调兵遣将，已透露咄咄*人，势在必行，志在必得之势。十一月初二，徐承祖肩负“密探”“实情”之责，乘坐日本商轮“名古屋号”从上海启程赴日。随行15人，包括翻译参赞官杨枢、徐承礼，随员参赞官、后来的神户正理事陈明远等人。初四到长崎，初六抵神户，初九抵横滨、进东京，初十与黎庶昌办理交接事宜[20]。十一日往外务省商议递交国书事，由于临近西历年底，国书至十七日才呈递。黎庶昌本拟交接之后即行回国。但因朝鲜与日本有事，清*命其暂留三个月会同徐承祖商办一切。[21]黎庶昌并未遵原旨羁留三个月。随着徐承祖开始与日方独立交涉，清*允准黎庶昌之请。十二月十八日，黎庶昌回国，当时他正丁忧。[22] 徐承祖一到日本，就根据清朝驻长崎理事官的密探，寄出第一份报告。此后，一路北行，一路探查。自十一月初四抵达日本至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中日《天津条约》签署，徐承祖上呈清*的报告约20来份，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十一月初四到长崎至十二月初六前往会晤井上馨前夕。这一时期中、日朝事交涉的重心在朝鲜，报告的内容主要关于井上朝鲜行程及日本方面的种种反应，同时探查金玉均是否在日本，所有报告会同黎庶昌上呈。报告的来源或据黎庶昌使团驻长崎、神户等地领事，或者转达日本外务省的意见，或得自日本报纸，似乎没有显示特别的情报价值。井上的朝鲜之行当时并非秘密行动，派往朝鲜的吴、续两位钦使几乎有同步报告。这一时期的报告与本文主旨关系也不大。第二时期自十二月初六前往外务省要求会晤井上到伊藤博文来华之前。井上与吴大澄、续昌先后回国之后，中日朝事交涉的重心移到日本。其间，黎庶昌及随使人员均已回籍。报告的重点是徐承祖与井上关于撤兵问题的会谈。第三时期自日本决定派遣伊藤博文来华谈判，至中日《天津条约》签署。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伊藤来华的背景、谈判的要点及其使团人员情况等种种内幕。无论是第二时期的与井上会谈，还是第三时期关于伊藤来华的报告，对中日《天津条约》均产生重要影响。

海光寺:http://ke.baidu.com/view/613295.htm

参考资料：http://jds.cass.cn/Article/20061129113326.asp

热心网友时间：2024-12-03 13:06

是的。1860年的《天津条约》不是在天津城里签订的，而是在城外一个叫“海光寺”的寺庙里签订的。“海光寺”建于1706年，可能毁于1900年。

热心网友时间：2024-12-03 13:07

确切说是在城南三里左右。

热心网友时间：2024-12-03 13:07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爆发于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1860年10月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于1858年先后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又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1858年（咸丰八年）5月，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并扬言进攻北京。清*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的签订过程

天津条约是清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强迫清*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溯白河而上，进*天津。直隶总督谭廷襄吓得魂飞魄散，主张彻底投降。十二日，他向咸丰帝奏称:“统观事势，细察夷情”，“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十四日，英法联军驶抵天津城下，英、法公使通知清*另派头品大臣二员速来津共议，否则先取天津，再攻北京，两日以内，听候回音。十六日，清*急忙派大学士桂良(1785—1862)、吏部尚书花沙纳(1806—1859)为全权大臣，驰往天津向英、法求和。十八日，额尔金、葛罗乘炮艇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卫廉乘俄船“亚美利加”号同至。当即照会清*，钦差大臣必须有“全权便宜行事”衔名，否则仍需进京。二十日，清*命桂良、花沙纳便宜行事，从权办理。二十三日，前此两天赶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纳就和额尔金在城南海光寺初次会见。此后在谈判过程中，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委派随员威妥玛(1818—1895)、李泰国(1832—1898)和马吉士办理实际交涉，以李泰国为主。他是上海海关的英籍职员，同中国*曾有频繁接触，此次充当英法联军的中文翻译与谋士。在谈判过程中，他以战胜国发言人自居，恃强要挟，态度蛮横，对桂良、花沙纳耍尽了威吓流氓手段。在谈判中最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头痛的是外国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因为这些将会影响到清朝封建君主*统治。所以，咸丰帝一再讨价还价，不肯让步。有时甚至想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势须与之用武”。桂良、花沙纳对咸丰帝的苦衷虽然十分了解，但他们畏敌如虎，向咸丰帝奏称:“战之不可”，“战则必败”。由于此时清朝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太平天国起义，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因此在对外战争中所调动的兵力，不是主力，而是边远的军队。既然如此，那么在英、法联军的胁迫下，最终不得不屈服投降。

《中俄天津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诱迫清*定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13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驻华公使普提雅廷在天津签订。共十二款。主要内容：（1）*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口岸通商，若他国再有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一律照办；（2）*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并派兵船在这些口岸停泊；（3）*东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4）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实际上是要借此侵占中国领土）；（5）日后中国若给予其他国家以通商等特权，*得一律享受。

《中美天津条约》

《中美天津条约》原称《中美和好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以调停为名诱迫清*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18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天津签订。共三十款。主要内容：（1）清*倘准许其他国家公使驻北京，应准美国一律照办；（2）增开潮州、台湾（台南）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潮州口岸设在汕头）；（3）耶稣教教士得自由传教；（4）扩大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清*给其他国家的特权，“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事情”，美国得“一体均沾”；（5）确定领事裁判权。

《中英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签订。共五十六款，附有专条。主要内容：（1）英国公使得住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官；增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牛庄口岸设在营口，登州口岸设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2）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3）英国人得住内地游历、通商；（4）英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5）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税则；（6）中国给英国赔款银四百万两；（7）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中法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原称《和约章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强迫清*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27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天津签订。共四十二款。另订《和约章程补遗》六款。主要内容：（1）法国公使得住北京；（2）增开琼州、潮州、台湾（台南）、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登州口岸设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并在各口设领事官；（3）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法国人得往内地游历；（4）凡中国与各国议定的税则、关口税、吨税、过关税、出入口货税，法国都可“均沾”；（5）法国兵船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停泊；（6）中国给法国赔款银二百万两。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又称《中英通商章程》。《中英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1858年（咸丰八年）11月8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上海签订。共十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 1）海关聘用英人；（2）海关对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3）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4）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纳进口税三十两。从此，鸦片公开输入，外货充斥中国市场。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