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由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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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详解
1、治理国家政务。[1]
《礼记·大学》：“治国在齐其家。”
南朝 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以治国，武以捍难。”
《东周列国志》第五回：“平王曰：‘不然。卿治国有方，朕欲使太子观风于郑，因以释目下之疑。卿若固辞，是罪朕也。’”
《陕北民歌选·移民歌》：“三山低，五岳高，毛*治国有勋劳。”
2、安定、太平的国家。
《庄子·人间世》：“治国去之，乱国就之。”
《管子·明法》：“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典籍相关
作品内容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原文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原文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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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国家政务。[1]
《礼记·大学》：“治国在齐其家。”
南朝 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以治国，武以捍难。”
《东周列国志》第五回：“平王曰：‘不然。卿治国有方，朕欲使太子观风于郑，因以释目下之疑。卿若固辞，是罪朕也。’”
《陕北民歌选·移民歌》：“三山低，五岳高，毛*治国有勋劳。”
2、安定、太平的国家。
《庄子·人间世》：“治国去之，乱国就之。”
《管子·明法》：“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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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内容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原文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原文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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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方略的由来与发展
2014-12-31 09:02 光明日报 韩振峰 字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和重大任务。所有这些，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党人共同努力、接力探索的结果。
中国*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国理政，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始终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然而，新中国的法制事业也经历了曲折。“文化大*”中，国家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指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的文件正式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原则。
1979年9月9日，**颁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1980年11月22日，作为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应*领导同志要求撰写并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一文，总结了对林彪、*反*集团的审判，最后强调指出：“对林彪、*反*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这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重要文献。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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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2020-02-17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治理 2020-02-17
加快完善五大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20-02-11
加强党的领导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保证2020-02-10
保障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2020-01-17
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2020-01-16
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群众基础 20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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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方略的由来与发展
2014-12-31 09:02 光明日报 韩振峰 字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和重大任务。所有这些，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党人共同努力、接力探索的结果。
中国*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国理政，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始终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然而，新中国的法制事业也经历了曲折。“文化大*”中，国家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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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的文件正式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原则。
1979年9月9日，**颁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1980年11月22日，作为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应*领导同志要求撰写并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一文，总结了对林彪、*反*集团的审判，最后强调指出：“对林彪、*反*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这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重要文献。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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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四十八篇。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
治国：治理国家政务,使强盛安定。
详细解释：
1、治理国家政务。
《礼记·大学》：“治国在齐其家。”
南朝 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以治国，武以捍难。”
《东周列国志》第五回：“平王曰：‘不然。卿治国有方，朕欲使太子观风于郑，因以释目下之疑。卿若固辞，是罪朕也。’”
《陕北民歌选·移民歌》：“三山低，五岳高，毛*治国有勋劳。”
2、安定、太平的国家。
《庄子·人间世》：“治国去之，乱国就之。”
《管子·明法》：“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出处：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原文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原文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原文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译文】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原文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译文】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徙建成“都”，第三次迁徙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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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7 06:05
《治国》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四十八篇。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
治国：治理国家政务,使强盛安定。
详细解释：
1、治理国家政务。
《礼记·大学》：“治国在齐其家。”
南朝 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以治国，武以捍难。”
《东周列国志》第五回：“平王曰：‘不然。卿治国有方，朕欲使太子观风于郑，因以释目下之疑。卿若固辞，是罪朕也。’”
《陕北民歌选·移民歌》：“三山低，五岳高，毛*治国有勋劳。”
2、安定、太平的国家。
《庄子·人间世》：“治国去之，乱国就之。”
《管子·明法》：“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出处：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原文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原文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原文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译文】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原文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译文】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徙建成“都”，第三次迁徙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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