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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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12 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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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8 14:28
一、任何行政行为都既是抽象的行政行为，同时又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为与具体行为的统一体。目前，对行政行为的定义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对行政行为的定义，我们应作两个方面的理解：作为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直接或间接产生行*律效果的行为，其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等都是特定的、具体的；作为术语的行政行为，是人们对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直接或间接产生行*律效果的行为予以归类、概括而形成的法学概念范畴。作为人们概括、归类的行为当然就具有抽象性、一般性的特征。法律所规定的行政行为，是一种行为模式，属于人们归类的行政行为范畴，在法律条文中，它只能以一般的、类的行为来表现。对行政行为的理解应象哲学上对“物质”的理解一样，在哲学上对“物质”的理解应是：物质是客观实在，而作为术语的物质则是标志客观实在的范畴；否则，就会得出“物质是范畴，范畴是概念，概念是理论，理论是意识，物质就是意识”的结论。[2]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行为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客观存在的”具体的行政行为和“术语的”抽象的行政行为。不过，在具体运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时，两种含义既可单独使用也可能是混合在一起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行*上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是两个专门的术语，行*学理论和法律赋予了它们特定的含义，其存在是以行政行为是否针对特定的对象，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或是否可反复适用为标准而划分的。从目前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分类及所界定的涵义来看，都是不科学的，这二个术语的提出，是借用哲学概念的错误，不论具有多么充分的理由，至少有二点可以完全肯定：在词义上易引起歧义，给理论和实践带来了人为的混乱、困惑和不必要的争论。
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解存在许多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抽象行政行为”并不抽象。人们一般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也是行政立法行为。姑且将二者等同，笔者以为，即使将二者等同起来看，“抽象行政行为”或行政立法行为都不是抽象的。从客观存在的行政立法行为来看，行政立法行为只能是具体的行为，因为行政立法行为的行为主体、方式、结果等都是具体的。国家行政机关为了使行*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出台并有效，必须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通过规划和起草，协商、讨论和协调，审查、审批、备案、公布以及修改、废除、撤销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来完成，其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活动过程都是具体的专门活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专门活动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可见，“抽象行政行为”也是具体的行政行为。
2.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与行为本身相等同。目前，人们大多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多次适用性，所针对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事项。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不科学的成分。不是“抽象行政行为”具有这些特征，而是“抽象行政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行*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这些特征，我们不应将行为自身和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等同起来。作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为或制定规范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同于规范性文件的自身特征，它有其特定的主体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它由一系列具体的程序活动所构成，它所产生的结果即行政立法成果的形式是行*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因此，尽管行*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行政立法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不能以规范性文件的特征来定义“抽象行政行为”。法律对二者的要求和它们所产生的法律效果都是不同的，它们是不能够替换使用的。可见，人们目前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解实质上是对行*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这种将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视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解是明显的对象错误，说明了当初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缺乏科学、严谨的考虑。
三、“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不科学、不完整。目前，对“具体行政行为”最具权威的解释是最高人民*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司法解释，即“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有的同志认为，凡是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未经过立法程序的就是具体行政行为。[3]也有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外部行为”。[4]所有这些界定都存在某种不合理性。
1.“特定”并非一个界定“具体行政行为”的衡定量，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高人民*将“具体行政行为”限定于“特定”的事项和人这一范围内是欠妥当的。“特定”是无法作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特定与不特定是相对而言的，在它们之间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的标准，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人和事项都同时是有特定与不特定的两种不同属性，在某种情况下表现为特定，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可能表现为不特定。特定是一个变量，如特定企业，既可以指国有企业，也可以指集体企业或私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还可特指其中的某几类国有企业或某类国有企业、某个国有企业。可见，“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项都是相对而言的。以“特定”来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无疑是不严格和不科学的。
2.并非只有“单方行为”或“单方意思表示”的行为才是“具体行政行为”。单方行为是相对双方行为而言的，在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除了实施单方意思表示的行为外，还存在一种与相对人合意的行为，如行政合同行为、行政调解。如果将“具体行政行为”仅局限于单方行为或单方意思表示的行为，显然缩小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无疑给某些双方合意的行政行为留下了空白。可见，这种界定是不完整的。
3.“具体行政行为是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外部行为”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一方面，它排除了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检查行为；另一方面否认了“内部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这无疑将“具体行政行为”限于更狭小的领域。
四、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所应产生的实际效并不理想，一方面给实际部门造成困惑和带来难题，另一方面也成为规避行政审判、掩护某些违法行政行为而又得不到纠正的有利借口。由于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只受理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诉讼，*首先就要界定所诉的对象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但在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可塑性很大，予以界定十分困难，往往会出现若明若暗、模棱两可的状况。大量的案例表明，这种分类给人民*受理、审理行政案件带来诸多不便，不利于法律的具体适用，明显暴露了该分类的不足。另外，在审判实践中，人民*基于某种压力，对某些该受理的案件却借口为“抽象行政行为”而不予受理。从当事人投诉的情况来看，行政机关运用规范性文件为相对人设定义务等情况愈来愈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常因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在人身、财产等方面受到侵害和损失而又投诉无门。可见，这两种行政行为的划分，并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给行政诉讼制度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作为完整的司法审查权，在审查对象上应包括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应且必将扩大到行政规范性文件领城。扩大人民*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权，不仅不与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相违背，反而更有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只有如此，才可谓建立起了真正完备的行政诉讼制度。
五、对不科学、不合理的法律概念，应更名为科学、合理的法律概念，而不应持牵就现实的态度。托尔斯泰说：“人们交流思想的唯一手段是语辞，为使这种交流成为可能，话语必须用来在所有人中间唤起相应的和精确的观念。但如果可以随便使用语辞，并且用语辞来理解我们所想到的任何事物，那么最好不用嘴巴去说，而是用手势去指每样东西。”[5]法律术语的应用则更应准确、科学，体现一致性、共同性。既然承认对行政行为作“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及其涵义的界定包含着不完整、非科学的成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使用这两个术语呢？不能因为已存在这种不科学的分类，就承认其合理性。如果法律术语不科学、不合理，在此错误的前提下所给予的修修补补都将是徒劳的。否则，词语的使用会导引法学理论和实践走向误途。“最终使我们踏上通向奴役之道路的，就是语辞的误用，就是错误的信念，就是对社会秩序的误解”。[6]
鉴于上述理由，笔者以为，对目前学理上和立法中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及其界定，有必要予以重新检讨和修正。解决办法如下：
一是不区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不作区分较之这种不伦不类的分类更为妥当、合理。在理论和实践中，摒弃这二种概念，对《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相应地作出修改，不使用“具体行政行为”术语概念，在第5条、11条去掉“具体”二字。在第11条可作出“人民*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的规定，即使不想扩大行政诉讼的范围，作此这种规定也不与现有行政诉讼范围相冲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了排除事项“行*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二是以“制定规范的行政行为和适用规范的行政行为”取而代之。制定规范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或废止行*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专门活动，其内容是创设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适用规范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按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将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运用于各种客观事实，从而合法、正确地处分相对人的有关权利义务的活动，其内容是兑现法律，法规或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相对人创设的权利义务。
注：
[1]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53页。
[2]刘大生著《法律层次论》，天津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页注释。
[3]张树义：《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4]宋晓辉：《也谈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第111页。
[5]转引自埃德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6]霍伊著、刘锋译《自由主义*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第1版，第126页。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8 14:29
学习行*是否感觉区分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很难区分呢？
其实只要理解了抽象行政行为的实质一切就简单了
所谓抽象行政行为，名字看起来很吓人但我们先看看它的特征
抽象行政行为的最主要的两个特征是“调整不特定人”和“反复适用性”
有没有什么熟悉的感觉？ 是否见过什么东西也有这两个特性？
我还是揭开谜底吧，抽象行政行为其实就是“行政立法行为”
只有“法律” 才是“调整不特定人”的，并且也只有法律才是具有“反复适用性”的
我们只要看看两个例子就恍然大悟了
“行*规”和“行政规章”
这两个东西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渊源之一哦！
其实这两个东西也是最典型的“抽象行政行为”
老师上课时也许只是告诉我们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
但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诉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疑惑？ “凭什么抽象行政行为就不可诉呢？道理何在呢？”
难道它行政机关就这么牛吗？搞个行为那么抽象，损害我们利益，还不可诉？
但理解了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立法行为”以后
就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为什么不可诉了
因为立法活动是不直接调整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就如同*的立法即使产生了错误，也不会导致国家赔偿关系一样
“行政立法”这才是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关键。
所以，以后如果看到题目中*发个“会议纪要” 凭该记要作出了一定行为
你就反问自己 “会议纪要”这个东西，能算是“法”吗？
假如认为是“法”，那就是抽象行政行为
如果认为不是“法”，那就是具体行政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