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镇化带来的产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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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10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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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3 12:53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城镇化进展，当中有明显的香港效应。有论者预期，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城市群将进一步整合，崛起为「珠江口超巨都会」。回顾这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到产业布局是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受到国家宏观*所引导，又无可避免地要纳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中。
产业带动城镇化
在城镇化发展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聚集。正如戴维˙史密斯所言，城镇人口增长数字实际上「隐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们与贫穷作斗争的故事。」农民进成首先是为了寻求生计。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曾一度广受曯目，被认为是让农民增加收入、解决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乡镇企业是在小城镇兴起的。费孝通先生1984年7月在香港发表演说，题目是《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他满腔热情地推介了江苏农民在先前五年间创造的「离土不离乡」新模式：「农民不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改变户口，白天去镇上或村里的工厂、商店和其它机关里做工，晚上回家住宿，或短期单身寄宿在镇上。」他指出小城镇可以成为城乡之间的「蓄水库」，吸纳大量人口转移。
费孝通先生引述古书里「日中为市」之说：以往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带出去卖，从住地走路去市集，最远的地方要半天，再远当天就回不去了，所以《周礼˙地官》说「五十里（华里）有市」，是歩行的距离。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以苏南地区看到，从农村到镇上的交通已越来越方便，一般骑自行车就可以到达；「自行车每小时可行十公里，而现在苏南两个集镇之间距离只有十五至二十公里。」 城镇的空间布局就不再以步行距离为限，而是骑自行车可以覆盖的范围了。
乡镇企业带起了小城镇的兴旺，入镇工作的周围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稍后，却随着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加上*的调整和人们意识的改变，农村居民很快就突破了围绕乡镇的活动范围。他们不受骑自行车的距离*，而乘搭火车、长途汽车和各种交通工具，远离家乡出去「打工」，展开了大跨度的流动，汇成蔚为奇观的民工潮。农民工既离土、也长时间离乡，虽然不被算作就业地点的户籍人口，但长期在外地居留，人数远超出于乡镇企业就近吸纳的劳动力。民营企业因而得到了扩大发展的人力资源。至于最大量聘用民工的，是外资企业而非乡镇企业。于是，二十几年下来，城镇化发展得最快的，并非费孝通先生长期考察的苏南地区，而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处高度外向型的沿海地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凭借毗连香港的条件，以「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取先领先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随同这增长创造出一个城镇密集区，也有称为「都市连绵区」。
香港是位于珠江口的现代大都会，又是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高度开放，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企业界近水楼台，率先把制造业北迁，结合内地的资源优势，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进而继续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组织生产和采购，配合提供融资和生产服务。
与港商投资与产业转移相结合的，是大批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从四方八面汇聚到珠三角来，成为农民工、「打工妹」。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增长率本来低于广东全省以至全国的水平。近二十几年来由于港资的投入，珠三角急速城镇化，外来人口迅猛增长。2003年，外来打工人员已占到珠三角总人口的45%左右。估算到2005年，珠三角城市化水平达60%左右－－这是按户籍人口统计，若按城镇实际居住人口口径，城市化水平达80%左右。到2005年底，港商在广东共开办八万多家企业，雇用超过一千万人[7]。在外向型经济带动下，广东省的城市化水平从1982年的19.8%上升至2000年的55%，升幅和水平均为全国之冠。
就香港来说，以联系内地产区和海外市场的策划营运中，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了其传统的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处理的贸易额持续增长。2004年香港外贸总值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亿港元，等于当年香港GDP的319%。香港也在这过程中形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2003年底，以市值计算的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三千三百九十六亿美元，相当于当年香港GDP的214%；其中对内地累计直接投资总量已达二千五百亿美元。单是对广东的直接投资至今已达一千亿美元，占其外来投资的七成。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涌现与香港经济转型同步发生，正体现了《全球城市》的作者萨斯基娅•萨森曾所讲的「根本互动关系」－－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心功能就越是向少数地点集结，「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扩散，产生出加强集中控制管理的需求」。[11]扩散于各地的全球化供应链，策划和管理起来十分复杂，需要多种专业服务支持配合，这就要求汇聚一批高素质的知识人才。生产分散，管理集中，是相辅相成的。萨森还强调必须超越一般人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立的二分法，认识到「世界城市」也是生产所在地，以庞大和复杂的组织架构，管理众多分散的工厂、办公室和营销网络提供所需的高度专业化服务、创新的金融服务，以及对市场的开拓。管理和控制的职能是越向特大城市集中。
「三小时经济圈」
如上引述，古时「日中为市」以步行距离为限；费孝通上世纪八十年*察的苏南乡镇企业布局，以自行车距离为限。可作对比的是，珠三角涌现的新城市群，由现代交通工具所接通，其空间布局是受到所谓「神奇三小时」的制约。珠三角的外来投资最大部分来自香港。对这些港资企业东主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显示，他们一般只会投资于三小时内可以从香港乘车到达的地方，为的是确保从早上出发，巡视工厂后，同一天能够返回香港。[12]因而以香港为中心计算，有「三小时经济圈」的说法。
在「三小时经济圈」的作用下，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也出现了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之前，珠江西岸的中山和珠海，生产总值比较东岸的深圳加上东莞还要稍多一些；两岸人口也相若，1980年时都在一百三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但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深圳、东莞由于与香港直接相连，经济增长很快，而珠江西岸与香港的交通联系较不方便，超出了「三小时经济圈」范围，因而到2004年，前者的GDP已是后者的3.9倍。东岸两市由于有大批职位吸引外来工，人口也增长至数倍于西岸：2000年，深圳与东莞的人口合共已达一千三百五十万，而中山加上珠海共为三百六十万。见表）计划将要兴建的港珠澳大桥，正可把往来东、西岸的时间大为缩减，纳入「三小时经济圈」之中。
珠江东岸与西岸比较 恩莱特2005
1980
1990
2000
人口
（百万）
2002
GDP
（亿元人民币）
人口
（百万）
GDP
（亿元人民币）
人口
（百万）
GDP
（亿元人民币）
深圳
+东莞
1.45
9.74
3.400
201.0
13.50
2929.7
中山
+珠海
1.38
10.10
1.835
85.0
3.60
822.0
港商在「三小时经济圈」内向珠三角投资和转移产业，固然是因应经济规律。香港紧靠珠三角，而两地的价格水平差别很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两处如此紧贴的地方存在如此大幅度的价格落差」。因此珠三角吸引港商投资的同时，也吸引香港市民前去消费，包括置业买屋。深圳、东莞等地成为港人周末度假的后园，以及购买廉价商品和服务的场所。因此这里急速的城市化，是来自生产和消费的双拉动。
珠三角本来是肥沃的耕地，近二十多年来急促城镇化，当中以东莞最为典型。东莞处于广州和深圳之间，原是一片地，经过大批港资和台资的投入，风貌大变，在幢幢厂房、商品楼和百货商场之间，剩下零星穿插的荒废田地。有论者认为东莞就是如地理学者麦基所说的「城乡融合区」。由于广州和深圳已是发展得较完备的城市，必须控制由外地迁入的人口数量，于是两者之间的东莞就扮演了「蓄洪区」角色，「把滚滚民工潮储起来减轻周边大城市压力」。麦基原本根据在印尼的考察，提出的「城乡融合区」也是一种「就地都市化」的概念，兼有城市和乡村的特征，亦工亦农，融合区内的居民尤其是女性会前去周边的主要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同样「离土不离乡」。 然而在东莞受聘从事非农工作的主要并非区内的原居民，而是大批来自外地的农民工。
应聘在北京为*电视台设计新大楼的荷兰裔建筑师伦•库哈斯，一再惊叹珠三角城市化的急剧与无序：「从一片空白跃进到城市状态，并无任何中间经历」，「城镇只是一批看来互不关联的楼房的聚集」，「罗西说城市不能没有历史，如今却有大批人热切于无历史的生活」；「作为人居环境，这儿相当奇特，有点凶相」。 广东省*有关方面也承认，珠三角城市化「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城建管理机构尚不完善」，以至有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所以需要「不断优化重组结构和空间布局」。
在「三小时经济圈」以外的珠江西岸，相对来说较少外资进入，倒让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中山「以上（市属企业）带下、一镇一品」的模式，以及顺德「中间（乡镇企业）突破、带动两头（市属、村办企业）」的模式，都为内源型经济积累了成功经验。西岸城镇也保存了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区别于东岸呈现的一般快餐式文化。不过整体而言，广东的内源型经济发展并未比得上浙江：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拉动了县域经济，其84个县、市、区创造的工业产值已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003年广东县均GDP只相当于浙江的48.75%。
「十一五」期间将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果在全国范围里，内源型经济的比重有所上升，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进度速度也将带来变化。就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的城市建设，也将出现一番新景象。
国际都会与城镇互动
继续推进城镇化，是我国在「十一五」时期的重要策略，以配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据国内专家估计，今后五年，农村将有富余劳动力一亿二千万人向城镇转移；也有估计十五年内有两亿至三亿农民进入城镇。要实现过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投入非农业生产，便要努力扩大内需，加快内源型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继续重视利用海外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城镇化进程仍将不能摆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势的影响。
由农民工从事生产的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农村存在的大批富余劳动力，也难以很快提高技术水平，今后一段时期还是要靠价廉物美去竞争。一些地方提出要促进内源型与外源型经济协调发展。在实际市场运作中，则不可能消除二者在产业资源配置方面的竞争关系。根据市场的不同条件，让内源和外源型经济并举，是多途径推进城镇化、实现较多农村人口进城的有效方针。
产业总要向最具经济效益的地方转移。我国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各地只要能吸引到投资，便有条件发展生产，扩大经济规模，也给当地*带来收益。所以有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都竞相提供土地、税务等优惠，设法招徕投资，较容易的是吸引境外的资金。*在全国规限了税务优惠后，各地又纷纷拿土地去换取项目资金。「据有关部门数据，在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以前，全国共有6000多个各类开发区，规划占地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所有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在珠三角城镇化过程中，前一段时期是纷纷「撤县建市」，到几年前又纷纷改市为区，原先属于农村的土地便并入为大城市的一部分。例如广州的市区面积，就由五十年代的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经合并番禺、花都为辖区后，扩展至三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在更多土地被并入城市的时候，由于城市建设和社会服务滞后，外来农民工一般不会被接受为户籍居民，形成「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扩张中的城市人均用地面积高于亚洲邻近国家和地区。
唯有香港有一条既定的界线，自1979至2004的25年间，人口增长39.6%，GDP增长了276.5%，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通过提升效率达到的，并非靠地理上的外延。香港向外流动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
在珠江三角洲，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渐深化和完善，难免要带来成本上升，大批外销企业也面对进一步向内地转移的需要。依据萨森的「根本互动关系」，生产环节越是散开，控制管理的环节越是要集中。随着交通进一步发展，过去主要依靠陆路的「三小时经济圈」可继续扩大，更将可跨越至乘坐飞机一小时航程可及的范围，都同样可实现当日往来。若以香港为中心点计算，可以覆盖「泛珠三角」九省范围的很多地方。关键是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打通沟通联系的环节，撤除对经济融合的障碍，当可发挥珠江三角洲对内地经济发展更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如今一方面是珠三角的周边地区纷纷准备迎接沿海产业的转移，多个周边省份都已向香港提出，愿意划出成片的土地，提供给港商集中投资。另一方面，香港工业总会也曾向内地提出建议，希望得到成片土地开发为香港工业园；然而一直停留于概念层次，有待落实。港商向内地何处转移产业和扩大再投资，摸不到方向。以投资带动产业，推进城镇化，正是「十一五」时期的国家策略之一。如果要避免再重复开发区遍地开花的境况，就应该在国家层面上统筹规划，引导外资流向，集中到中心城市联系可及的主要地点去。
2005年10月第五届「亚太城市*峰会」发表的《重庆宣言》中说：「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以科学发展观在全局上作出规划，订出新阶段城镇化的价值标准，依循经济发展规律选好加速城镇化的主要点，将使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更显出特色，不仅以数量、而且以素质展示空前的新成就。(曾德成:香港特首顾问)
附 ：“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论坛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共同主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中国*协会、香港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com.cn/chinese/jingji/11275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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