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党人什么意思他们具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叫党人啊如三国时期的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10-13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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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1-04 09:19

走进三国，面对文化新潮的冲击，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儒学的文化地位大大地衰落了。三国为我们展现的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生活中，越礼叛教的言行比比皆是，儒学的式微并不仅仅表现在士人的生活中，它的衰落是全面的。汉代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并且愈来愈成为垄断人们精神思想的工具。儒学的这种统治地位首先表现在它是两汉封建王朝的统治原则，其经典已渗透到*权力中去，成了*权力的一部分。所谓“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当谏草。”便是儒家经典在*权力中的地位的很好说明。其次，儒学是士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并置弟子，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入仕。至此以拍，公卿、大夫、士吏都成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的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这对士大夫阶层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儒家经学成为众多士人毕生研究的对象。此外，儒学也是两汉士人立身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两汉士人，以孔子“臣事君以忠”作为理想品格。在他们看来，君是受天命以君临臣民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故有绝对之权威。他们对于君，对于政权所持的是一种十虔诚的态度。（写到这里不禁要发点牢騒，自从辛亥*以来，本以不适应社会的儒学思想为何还是被*推而广之呢？就像上次看到的关羽文化节一样，愚民乎？传统乎？打着传统的名义愚民！只是牢騒，诸位不必介怀。）儒学的这种统治地位在武帝之后的两汉王朝中基本没有改变。但至汉魏交替三国鼎立之际，儒学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了动摇。造成儒学地位动摇的原因，首先是汉王朝统一政权的衰落。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本身就是汉王朝统一政权所赋予的，王权的衰落必然对儒家思想的地位产生世大冲击。汉王朝政权的崩坏，始自宦官外戚的专权。宦官参预朝政，并非始于东汉后期。汉武帝设立中书谒者令，宦官主持沿书工作，已参预了朝政，只是被用来强化皇权，并未酿成祸害。外戚专权也不始于东汉后期。霍光威赫于昭、宣两朝，外戚实已干预了朝政。不过霍光持正，于王朝政权亦未造成祸害。史称其“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汉书.霍光传》）光武帝刘秀自称“以柔治天下”，即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予以宽容笼络，其手段之一就是与皇室及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作为维系*关系的一种纽带。因此，东汉王朝先皇后不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家族之外。这种做行而久之，便在皇帝身边培植出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的外戚势力。自东汉第四个皇帝和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面。大将军窦宪专权于和帝时期，威权之盛，几乎到尚书以下属官商议着打算称他万岁的地眇。和帝死后，其子刘隆即位，当时才过百日，邓后临朝，与兄邓骘掌握朝政，第二年刘隆死，刘祜即位，当时才十岁，是为安帝，在位十九年，死后阎后临朝，与兄阎显擅权，立刘懿为帝。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即为宦官孙程等所杀。孙程又立11岁的刘保为帝，大权落到了宦官手里，开始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政局。此后，外戚与宦官轮流交替专权，直至桓、灵之际而达于极至。直至董卓废帝，群雄并起，东汉灭亡。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呵呵，话题扯远了）君臣之义本是两汉士人的儒家品格之本，而现实*生活中君之义既已紊乱，儒家正统思想当然便惶惶然无栖身之所。据《后汉书.儒林传序》中载，邓后临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复兴儒学维护王朝的统一政权，当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作生”，然而“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可见，不管形式上采取何种措施，有何种变化，随着王朝政权的衰落，儒学的式微却是无法换回了。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春秋》大义便也无法为之解说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与现实*的格局已不能相容，它的衰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随着王朝统一政权的衰落，儒家正统思想与现实*的格局的抵牾，以“事君以忠 ”的儒家思想为立身准则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也已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由维护朝纲，忠于皇权，维护统一政权，变得渐渐疏离政权了。他们由最初的政权维护者，逐渐转变成为政权的批评者。儒家思想在他们的立身原则中已渐渐失去了权威性。这种蔓延于士人心中，与统一王权、正统思想渐渐分开来的疏离心理，最终导致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士人与政权的疏离有一个发展过程。两汉士人视君臣大义为立身准则，外戚与宦官向为士人所不齿，对于他们窃取朝*，凌*主上，淆乱君臣之义，常使一心一意维护统一王权的址人痛心疾首。于是，一次次的上疏抗争便开始了。窦宪专权，乐恢上疏和帝要求抑制窦氏权柄，却为窦宪胁迫自杀。安帝时宦官擅权，杨震上疏要求削弱宦官权力，后被遗归乡里，于半路上饮鸩自杀。顺帝时张纲上疏直指当时不可一世的梁冀，言其“无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齿者也”后却被派到当时的盗贼蜂起的广陵郡去做太守。他虽然把广陵治好了，不到一年也累死了。反对宦官外戚的一次次失败，对于士人心理无疑是很大的打击。他们之所以反宦官反外戚，本意是完全忠于君权，是一心一意维护正在崩溃的王朝政权，但他们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失望。王权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而给士人心里更大震动的，是此后发生的两次党锢事件。士人由忠于皇权而反对宦官外戚*的**，意在维护王朝政权，而这个政权对他们的报答，却是一次次残酷无情的打击。这些打击使他们对于政权的向心力很自然地慢慢消失了，他们的心态，从忠于皇权，转向了标榜自我，转向了批评政权。“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为其时士人之普遍心态。党人的形成，正是士人对政权持一种共同的批评态度必然结果。士人党群的形成，使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最终爆发了“党锢之祸”。两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徒、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党禁中的主要党人，者是当时士林的清英，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声望。他们的被害，在士人阶层中震动是巨大的。党人的重要代表人物陈蕃，《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则言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因得罪宦官而被杀。另一位重要党人李膺，第一次党禁免官归乡，“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后汉书.李膺传》)。第二次党禁起，有人劝他逃走，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弄，臣之节也。”(《后汉书.党锢列传》)乃诣狱，最终被拷死。“八顾”之一的巴肃在遭拘捕时，不仅不逃，而是“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阁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牙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弄。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弄乎？’遂被害”、范滂也是一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党人，《后汉书》中说他下狱，讯问党人时，他年少在后，却越位而前，慷慨陈辞：“窃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齐其情，恶恶同其行，谓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为党史。 ”范滂之言，忠愤悲壮，实足以感动人心。后获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当诏下急捕范滂之时，督邮抱诏书而泣，县令解印绶与俱亡。党人行为之震动于当时士林者竟至此。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曾说：“两次党禁，无疑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王朝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他们本意在维护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不仅不保护他们，而且以他们为仇敌，忠而见疑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啊！名士的潇洒风流与慷慨赴义，在当时强烈地震撼着士人们的心。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幕幕历史悲剧，与其说是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挣脱，是一种疏离心理的鲜明表现。正是这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魏晋三国思想领域的大变动准备了条件。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诸子思想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将汉末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都归入诸子之列。《隋志》则将崔实列入法家，仲长统入杂家。崔实《政论》主法、主权变、，主张乱世用法治，并对经学的“拘文牵古，不达权变”提出了批评，其法家思想甚为明显。仲长统的《昌言》不仅有明显的老庄思想，还有名家思想，并针对儒家之“孝”，提出了“义”为准则的新解释，这对传统经学来说，确乎已属异端了。另据史*载：刘陶善论纵横（《三国志.刘晔传》），沈友注《孙子兵法》（《三国志.吴主传》），刘翼“著书数十篇与丁仪共论刑礼”（《三国志.刘翼传》），鲁胜著有《墨辩序》（《晋书.鲁胜传》）。刘备遗书刘禅“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诸葛亮手抄申不害、韩非子、管子的著作给刘禅兄弟作教材（《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诸子之学的蜂拥而起，使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也开始变得多样化。儒学以往所奠定的种种行为规范，都被打破了，可以说是各行其事，论无定检。孔融除了在父母论时放荡形骸外，在他的《汝颍优劣论》中说，汝南之士优于颍川之士，理由之一，是汝南之士敢于与天子相颉颃，而颍川之士不敢。这种论定是非的标准的多样化在当时社会中是比较普遍的。陈琳为袁绍写的一篇声讨曹操的檄文，把曹操说得十恶不赦。后来他归顺了曹操，有人讥讽他，他就写了一篇《应讥》，说“世治，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以功，斯各一时之宜。……是以达人以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在他看来，现实中已不存在忠与不忠的问题，有用的便是正确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已让位于不同的取向了。更明显的是当时的人才观，其标准也各不相同。刘焉荐任安，因为他 “味清道度，厉节高邈”，是就其品格而言的；刘桢论邢颙，称其“玄静淡泊，言少理多”。（《三国志. 邢颙传》）则颇以道家为是；孔融荐祢衡，赞美其志节之外，更侧重于其才能；郭泰论人，有所奖掖，往往重其德性。曹操三下求贤令反复强调取士不废偏短，唯才是举。以实用为目的，一切的首先准则，在他那里都要视其时其地于他是否有益来论定是非。可见标准原是没有一定的，有用的就是标准。重实用，而无固定标准，在当时的影响是相当普遍的。在中国历史*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社会秩序的大解体，礼教的总崩溃，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思想领域儒学一尊的局面完全是被打破了，没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念，也没有了统一的是非标准，思想学术界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而又变动不定，多元并存而又相互渗透的时期。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但是儒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追求立德、立身、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成为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政权的精神支柱。因此，儒学的式微短暂的时期，只是需要一个重整融合，重新确立方针及定位的一个过程。用《傅雷家书》来结束全文：“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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