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的重农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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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07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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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5 10:03
是循吏根据地区农业发展的需要而拟出的具有强制执行的重农规约。如鹤峰州令为劝民蓄肥，立下乡约云：“为晓谕开池蓄粪事，今与居民约：限两月内，远近居民无论宅之傍后，家家开一蓄粪之池，摭以棘木。闲时捡拾人畜各粪及烂草火灰堆积池中……本县不时单骑验查，有两月后，并未开池蓄粪者，显系顽惰，大加责惩，决不姑宽，凛遵毋违，特示！”关于这类乡约文告，其内容已涉及到农业各领域，诸如开塘蓄水、植树、禁赌、戒讼等方面。这类乡约告示的共同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它是循吏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而制定出的规定，耳提面命，对扭转积习已久的不利于农业的习惯势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上述所列的书面劝农形式之外，循吏还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些劝农办法，以增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赵宝德知新宁县“崇俭黜奢，尤重农桑，亲劝课，不事虚文。春夏之交，巡视陇亩，勤给酒食，惰必受笞。有惰农者，田塍不筑，笞之八，今名‘田曰八板丘，邑人每乐颂焉。”循吏这样壶酒勉勤，体罚戒惰的劝农方式能使农民产生近乎感恩的报偿欲。本来农民就有一种畏官心理，却得县官亲奉卮酒，安不感激涕零而尽力于田亩？“马前妇孺休惊避，要识官民本一家”。在这样亲切的犒劝声中，必然增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事关键时刻起到了督促鼓劲作用。 明清时期的*回避制度，使得地方官不自觉地充当了农业文化传播的媒介。尤其当他们由中原农业发达地区到边远农业不发达地区任官，而其本人又热心农事，这样，他们不仅带去儒家的伦理文化，也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举例言：陈德荣，直隶安州人，雍正间，知贵州威宁州，上任伊始，即考察当地的地理、物产、民俗，认为“黔地山荒尤多，流民思垦，辄见阻挠，桑条肥沃，亦不知蚕缫之法，自非牧民者经营而劝率之，利不可得而兴也。”于是他“就邻省雇募种棉、织布、饲蚕、纺绩之人，择地试种，设局教习，转相仿效。”陈德荣在贵州推广农业技艺收获很大，“贵筑、贵阳、开州、威宁、余庆、施秉诸州、县报垦田至万六千亩，开野蚕山场百余所，比户机杼相闻。”张廷煌知陕西凤翔“赴乡村及邻属采买桑椹、募浙人依法下种，匝月得五十万株，建茧馆，编蚕政，治丝车。其妻复亲教民妇浴茧缫丝，上官效其法于他郡……。”
循吏们在推广农业技术过程中并非一呼而百应，而是颇费心机的。他们往往要亲自操作示范或者设立某种机构进行集体培训；又考虑到农民的经济基础薄弱，又为他们置办工具。循吏推广先进技术成就最显著的表现在动员妇女学习纺织方面，不仅推广了先进的技术，发展了生产，也对当地的风俗有一定的纯化作用。 灾荒是每个地方官都会遇到的难题，如何解决灾荒便成为地方官无法回避的课题。尽管明清各州县都设有常平仓和义仓，但其储集数量有限，而且朝廷对官仓管理相当严格，县官开仓放粮必须事先请示上级，乃至朝廷，但地方州县距京师遥远，常常朝廷批文送下，百姓已饿殍遍野。这时，那些体恤灾民的循吏，往往在自己职权内采取灵活措施，或开仓放粮，或截留漕粮，救灾应急。但救灾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兴修水利抗灾防灾才是循吏重农的旨归。关于循吏赈灾兴利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从方志中略择二例。侯国正官湘阴知县“雍正间连被水灾，饥民嗷嗷，国正力请于上官，开仓截漕，劝捐赈济，全活甚众，复督民筑堤以御水患，合邑赖之。”徐鸿逵，“授任县知县，甫至悉免各项税银，大兴学校，奖掖士类。后岁饥，捐俸煮粥，全活甚众。地有湖数百顷，建坝蓄泄成良稻田百余顷，民甚赖之。大中丞于成龙题曰：‘清官第一’”。
无疑，循吏组织的赈灾和兴修水利，其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厥功甚伟。全力救灾避免了饥民流离失所、转死沟壑的惨剧的发生；兴修水利对于灾后恢复生产和绸缪未来起了积极作用，过去受极“左”思想影响，认为兴修水利是人民劳动的结果，功劳不应算在*的头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地方官的组织和申请经费，单靠分散的农民主动来修缮水利设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兴修水利方面抹煞循吏的功绩是不符合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