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感言集之143:予岂好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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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07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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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1 14:25
第一阶段是尧舜时代，洪水泛滥，人民饱受天灾，幸好大禹带领人民群众积极通过治水，把这个生存问题解决，天下得到稳定的治理；
第二阶段是尧舜之后，圣人之道衰微，暴君开始不断出现，到了殷商纣王时代，纣的横暴导致天下打乱，人民生活又陷于苦海，幸好出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圣，他们诛杀纣王，平定天下，救民于水火，才让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人民过来相当长一段安稳幸福生活；
第三阶段：春秋战国乱世出现，周室衰微，正道荒废，礼崩乐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断发生，更可怕的是邪说歪道横行，人民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污染，其危害程度不亚于洪水猛兽，不亚于天灾人祸，孔子为此做《春秋》，通过记录天子之事来让乱臣贼子害怕。
孟子作为儒家文化理念的继承者，身处乱世，不怕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乱臣贼子的造反悲剧，相反，他最担心的就是杨朱与墨翟的思想对时人的毒害，所以，他很着急，也很痛心，他必须挺身而出，向天下人讲清楚杨朱与墨翟这种“无父无君”的禽兽之道可怕性。以救世的心态，希望能够引领整个社会回归到正道上来，回归到大禹-周公-孔子所奠定的圣贤仁义之大道上来。
原文如下：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大意是：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夫子喜好辩论，请问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社会产生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在尧的时候，洪水横流，在中土泛滥，龙蛇在大地上居处，民众无处安身，低处的人筑巢、高处的人挖洞。《书》说‘洚水告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于是派禹去治理，禹掘地引水注入大海，把龙蛇驱赶到泽地，水沿着地上的沟道流动，这就是大江、淮水、黄河、汉水。水患既已解除，鸟兽不再危害人们，百姓们才得以在平原上居住。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逐渐衰微。暴君接连出现，毁坏了居室来做池沼，使民众无处安息；废弃了农田来做园苑，使民众不能谋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园苑、池沼、草泽增多并招来了禽兽。到了殷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诛杀殷纣、讨伐奄国，与这些暴君征战了三年，把飞廉追逐到海边处死，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将虎、豹、犀、象驱赶得远远的，天下的民众都非常喜悦。《书》说：‘多英明伟大啊，文王的谋略；大大地继承发扬啊，武王的功业。帮助、房发我们后人的，都是正道而没丝毫缺陷。’
‘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属杀害自己君主的事出现了，儿子杀害自己父亲的事出现了，孔子为之忧虑，写作了《春秋》。《春秋》所记述的是天子的事，因此孔子说：‘将使世人了解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将使世人责怪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
“圣王不出现，诸侯肆无忌惮，在野人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一派便属于墨翟一派。杨家主张为我，是不要君王；墨家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民众却脸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放任野兽去吃人。’杨墨的学说不破除，孔子的学说不发扬，就是用邪说来欺罔民众、遏止仁义。仁义被遏止就是放任野兽去吃人，人们将会相互残杀。我为此感到忧虑，所以捍卫先圣的准则，抵制杨墨的学说，批驳错误的言论，这样主张邪说的人就无法兴起。邪说兴起在人们的心中，会危害他们所做的事情；兴起在所做的事情里，会危害他所施行的政务。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结论。
“过去禹*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使百姓安定，孔子写作《春秋》使作乱的臣属、不孝的儿子害怕。《诗》说：‘痛击戎狄，遏止荆舒，无人敢于抗拒我。’不要父母、不要君王，是周公所要痛击的。我也想去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批驳错误的言论，来继承三位圣人。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敢于抵制杨墨学说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
参考《人生四书》朱熹.集注
个人看法：
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化到部落，再由部落进化到国家，其本质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现象，既然是经济行为和现象，那么经济现象必然会受到大自然规律的影响，比如洪水，比如天旱，对于早期依靠大自然的野生动植物与农耕文化为生的经济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经济自身的周期性，必然会导致当时的社会出现一治一乱。
治乱兴衰，朝代更替，本来就是自然变化的结果，怕就怕在人心的堕落与变化，“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如果一个社会整天邪说暴行充斥，达到无*状态，这样的社会将会人人自危，谁都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规矩，没有道义，如果这样下去，社会就会很危险，权威受到蔑视，个人主义盛行，社会规矩遭到破坏，人心变坏，如果不回归圣贤的正道，国家就会败亡，天下就会大乱，人民就会流离失所。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者，作为愿意救民于水火的儒家文化的传人，孟子必须挺身而出进行辩护，为大禹-周公-孔子以来所制定的道路正名。
余超林早读《孟子》感言集之143:予岂好辩哉？
2018-10-14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