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师毅:海德格尔与我们《道德经》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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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25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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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0 22:08
我于1946年春天，在弗莱堡(Freiburg)的木材集市广场(Holzmarktplatz)与海德格尔的相会之中，得悉他对翻译老子《道德经》感到兴趣。当时，鉴于他只在夏天才有工作假期，他建议我们在该年夏天一同在他位于托特瑙堡(Todtnauberg)的小屋里，协力把《道德经》译成德文。我深信老子的思想，将有助于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人——事实上，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反思，于是我欣然地答允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但我深深感受到这项工作在海德格尔身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一回，海德格尔告诉他的一位德国朋友，他透过与老子和孔孟的接触，对东方思想有了更多的理解。
一
我与海德格尔在1942年结识。当年，在北平完成了心理学和中国哲学学位后，我就到米兰(Milan)深造。我在圣库欧勒(Sacro Cuore)大学接受严谨的学院派训练的同时，接触了另一同样严谨之学问和新的思想深度。我被允许去旁听海德格尔的讲座。从此，我陆续地向他呈交了我的《道德经》意大利文译本[2]的一些部分，班内德托•克罗塞(Benedetto Croce)推荐我出版此译本。海德格尔也许在我的译本中发现了在别的译本中所没有发现的东西，不然，他又怎么会建议我们俩合作德文译本呢。
1944年11月27日那天，伯来斯高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座位于黑森林区(Black Forest region)的、画一般的首府，它的美丽被一场空袭所毁了。因为弗莱堡被认为是划为了战役豁免区，所以空袭是出乎意料的。事前十二小时，许多动物和人们都显得焦虑和不安。特别奇怪的是：城市公园里的一只硕大的鸭子，它几乎耗了十二小时，猛烈地叫唤和鼓打翅膀。一般说来，人们都倾向于这么一个想法：野生动物从某些“空气中的”气氛变化中，能预感到自然灾害的发生。然而，空袭并非自然灾害，乃是由人类所决定和控制的行动。在弗莱堡城市公园湖旁为这只鸭子而立的纪念像上，铭刻着这样的碑文： 上帝的创造物在哀哭、控诉和警告 。我相信，这碑文不仅为灵学家，也为哲学家提供了思想的粮食。
我在此提及这些弗莱堡岁月给我的印象，是因为我在与海德格尔的交谈中，一再谈论到它们。我与许多的亚洲人一样有过共同的经验，那就是在尝试去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时，我们总是事先被告知，他的思想如何或为何对他当时的许多西方人，是这么样的难以理解或耸人听闻。[可是实际上]他“带入语言”的观点经常可以在远东思想中遇到相似者。例如：中国与西方对“时间性”一词的理解差距很大，对于我们而言，这只鸭子不需要超常的能力，就能有那样的预感，因为万物都彼此联系着，在每一时刻中，都隐藏着整个过去和开放的未来。
就在被毁坏了的、碎片还堆积于大教堂四周的旧城垣当中，我战后在位于弗莱堡市中心的木材集市广场，首次与海德格尔重逢。所有的游客都因着该大教堂美丽动人的尖塔而赞叹，那是被称誉为全欧哥德式大教堂的尖塔中最漂亮的一座。我们中国人也认为它漂亮，但与西方人的欣赏角度不同。我们比较习惯于简朴的、古罗马式的教堂和皇宫，因此，总感觉到这类哥德式的建筑物在比例上缺少了什么似的，虽它是动人的，但却不协调。唯有明白哥德人对那神圣的崇高者的虔诚、思慕和敬畏的人才能理解这壮丽的建筑物。但就在1946年，城市依旧荒废，我们许多的相识和朋友们或重操故业，或有的却在战场上、被掳中或废墟下了结此生之时，我们却有幸劫后余生，重逢故地。然而，我们并非是逍遥自在的、无忧无虑的：我期待回中国教学一事仍未确定，而海德格尔却仍身处于不快的、官僚的和充满恶意的反纳粹程序中。
我被问得惊慌失措，难以想象欧陆人士竟能如此误解他们自己的语言。我的困惑部分地来自海德格尔的过去被普遍地误解这一事实。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于1933年至1934年任弗莱堡阿尔伯特-路德维希(Albert-Ludwig)大学校长，但他很快地就卸下这不幸的职位。然而，从何时开始，他不再认同纳粹主义者的理念和实践呢？他欲与他们合作一事是如何可能呢？在未悉*之前，我曾假设海德格尔不仅仅是一“奉迎者”，而是一羽翼丰硕的纳粹主义者，不然他绝不会在1933年成为校长。人们如何能够想象海德格尔是“奉迎者”呢？
我挺能理解加伯里乌•马塞尔(Gabriel Marcel)——一位曾非常尊敬海德格尔的人——的失望。当我在60年代到巴黎拜访马塞尔时，他对我说：如果海德格尔在战后没有维持他那顽固的沉默，如果他向人们讲一些关于他1933年的行为的话，那么，哲学界将加倍地敬佩他。这事实[海德格尔保持沉默一事——译者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们之间的合作。直到海德格尔临终后，我才知道他在那之前十年，在《明镜》(Der Spiegel)的面谈中，曾提到他担任校长一职只有十个月。海德格尔的智慧和伟大在此流露无遗！
长话短说，在木材集市广场，我情绪复杂地站在海德格尔的面前。然而，我却同时颇感同情：显然，海德格尔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不需要知晓《存在与时间》中的那一段文章，就可以坚决地断言不是纳粹、就是盟国之论点是错的。事实上，如果两个不同论点的支持者都是假冒的哲学家的话，那么，他们可以都是错的。该文章的内容肯定与这些谴责无关；而两个谴责者中肯定有一个是胡来的。可惜我当时没有询问海德格尔究竟哪一段落的文章是争议的焦点。
毫无疑问的，在战后，中国(就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焦头烂额)是一可怜的赢家，事实上，即使它是属于世界的“四大势力”，它也只是“半个盟国”。(法国在当时更靠后，稍微倾左)。尽管如此，即使在当时我因着明白海德格尔被不公和愚蠢地对待而稍感不安，我还是带着胜利者平静的自尊站在海德格尔面前。与那同在的，是内心涌现着的一种与不公抗争的精神和力量。
这是一般中国人所共有的意识：我年轻时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阅读过许多关于强盗、武士和英雄的小说和故事。无论是强盗或英雄，他们都抗拒不公平：英雄不盗，而强盗劫富济贫。因而，中国人常有一需求，并以此为大乐：那就是反抗坏事，特别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恶势力。
事实上，我正值无法为海德格尔做任何事情的时刻，虽然我是一位“半盟友”，但是我还是身处法*队的管辖权之下，无法对待那些军官如同男学童，即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就如其它管辖区的军官一样，该当受到如此待遇的。无论他们是如何地宣称自己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十字军战士，他们身为战胜者，是无法摆脱军人的坏影响的。
正当我思绪紊乱之时，孔子(公元前551-479)以后最伟大的儒者孟子(公元前372-289)的慰言临到我。“海德格尔教授，您要我回应纳粹和盟友们对您的看法。我只能给您一个中国式的答案。我觉得纳粹和盟友那肯定错误的解释都证明同一件事：那就是在将来，人们必定要更勤勉地、更小心地研究您的哲学。如果它能被正确地理解，那么它对将来就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海德格尔看来深受孟子这段话的感动。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这个话题了。也就在这次会面中，他提出共同翻译《老子》的方案。我欣然地接受了。
二
夏季学期一结束，每星期六我们都在他位于托特瑙堡的山上小屋会面。我们的合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一个抗衡不公正的机会：我的一位朋友很乐意地把他的摩托车任我使用，以便这车不被征用。再者，身为“半盟友”，我每周收到一无价宝袋，里面满载着在当时的德国难以获得的各式各样的食物，如咖啡、可可、面食、香肠、牛油、香烟等等。我们一起分享这些食物。还有，到托特瑙堡的路上没有公共交通设施，非常难走。海德格尔太太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他那需用脑筋的工作，故此，尝试从镇上购买所需品，然后带回小屋。现在我身处于能减轻她部分重担的光景中。二十年后，那位我经常把我贵重的普奇200(Puch 200)停泊在他那儿的农夫，很惊奇地与海德格尔提起这位在当时常去光顾他、还居然会骑摩托车的“中国人”。
首先，我们的翻译工作先从蒋锡昌(Chiang-Hsi-Chang)的《老子》[3]着手，该版本汇集了超过84个古本的比较，可暂时视为经过校订的版本。我们没有再咨询其它的翻译和评注，因为我们想尽可能地从老子自己的思想来诠释《道德经》。
首先，我们先翻译那些关于“道”的篇章，它们似乎是最难却最重要的。正因海德格尔思考事物的周详细密的特性，我们在夏季结束时一共才完成了八十一篇章中的八章。根据海德格尔的朋友汉斯•费舍尔–巴尔尼可尔(Hans Fischer-Barnicol)在他一个人拜访中所洞察的：海德格尔是“一位胆怯、非常害羞的人。他不仅具有惯例性的谨慎，也是一极其留心倾听别人谈话的人，他谦虚……善于思考。还有，在我看来，人们似乎不想毫无思考的处在这双眼睛前；那是一双真正了不起的、令人吃惊的、听胜于看的眼睛啊！虽然我不清楚海德格尔是否有幽默感，但是，他这双眼睛却能发笑。”[4]
在整个夏季的末了，只有十分之一的工作已被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在十年内或稍为短一点的时间中来完成这工作，因为其它的篇章不再那么暧昧难懂，而海德格尔也就不必以他那倾听的、寻根究底的眼光注视着我，同时透彻地、犀利地向我发问。现在我明白海德格尔的格言了：“发问是思考的虔诚”。[5]也正是这种思考的虔诚在有力地推动着海恩里奇•布尔(Heinrich Buhr)对更年轻一代的关注啊。[6]
我们想在下一个夏季继续我们的工作。在此期间，我接到邀请，到大学去发表我的第一个演讲，题目为“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在此之后，我受到许多到德国各处演讲的邀请，时间就安排在夏天。我因此必需决定：我应该继续与海德格尔的这个有意义的合作，还是接受这些邀请呢？海德格尔与我的《老子》翻译将给哲学界带来轰动；可另一方面，我的演讲，尤其透过[其中所引用的]蒋介石将军的话语，会给那些遭遇到多方的不公与苦难的德国人带来某些慰藉。蒋介石将军与德国境内的盟军不同，他认为日本人民是无辜的，甚至反对赔偿。对他而言，和平时代的决定性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有技巧地、很好地引导敌人，致使他能以心灵悔过而成为和平的拥护者”。[7]而另一方面，我必需承认，在我们一同工作时，我无法释怀于些微的担忧，那就是海德格尔的笔记也许已越过了所谓翻译的范围。这倾向叫身为翻译者和中介者的我不安。
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在察问，即具有穿透性地、毫无疲倦地和毫无怜悯地询问：他追究在原文本中的符号关系里那些带有隐秘性的相互作用(interplay)，和由此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每一种可想象出意义的上下文。只有完全的意义整合才足够让他放胆地决定思想模式的轮廓，也就是以一个足以清楚的、可理解的方式将中文文本的多重意义用西方语言表达出来的轮廓。
很不幸地，海德格尔除了在1947年十月份的短札(见文后)中，所写的《老子》第十五章的两行字以外，他就再也没有给予我任何的译文了。于是，所维持不变的只是希望：希望在我有生之年，那些在他遗稿(Nachlass)中的[翻译]笔记能面世。在1946年的夏天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我们在《老子》上的翻译合作。六十年代时，有一回，与我一起去拜访海德格尔的朋友提及《老子》，海德格尔有些情绪激奋地以食指指着我，同时又微笑着说：“但是，这是他不想干的”。我也笑了，尴尬地笑了。
三
虽然《道德经》中的八篇只是该书的很少一部分，但是它们却在海德格尔身上起了重要的影响。海德格尔在弗莱堡保罗教堂(Paulus-Kirche)演讲“技术与转向”中提及当今的思维方式时说：“在因果律的见解下，上帝可能降到‘因’的层次，即充分因(causa efficiens，充足理由)了”。然后，他为了增强效果，接着说：“如果你想要用任何一个传统的方法——无论是本体论的、宇宙论的、目的论的、伦理学的等等——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你会因此而把上帝弄小了，因为上帝就像‘道’一样是不可言说的”。我现在想：如果把上帝降到充分因(causa efficiens)的身份，就是一种“罪过”，那这也是当今某些自称为哲学家而不愿思考、要不就是走歪了道的思想家或学者的主要缺陷，诚如一中国箴言所说的：“坐井观天”。
在演讲过后，我听见一简朴的家庭主妇发了这样的议论：“谁说海德格尔的思想是难懂的？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我明白他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演讲内容”。我也觉得这个演讲内容是清晰的，然而听者必需要留心地听，跟上重点，尤其要明了那些被重新解释的词语。不然的话，误解可能就会产生了。
有一天，我的一位工业家朋友强迫我带他到托特瑙堡的小屋，他希望能说服海德格尔向一群名人演讲。海德格尔因没空而拒绝了。我们也发现到他也拒绝了他的西班牙好友荷西•欧德加•依•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邀请。后来，我听说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害怕在交谈中，他会*唱独角戏，因为大多数西班牙人不喜欢用德语交谈。
我的工业家朋友不想错失继续交谈的良机：“教授先生、尊贵的老师，您现在要翻译《老子》，但是我身为欧洲人发现《老子》在许多方面是不可理解的。举例来说：‘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为什么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呢？”当时，我感觉到自己也是被提问者，于是待了一会儿，就回答：“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不会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海德格尔马上随机而发地说：“感谢上帝他们不会”。海德格尔并不反对逻辑，而是反对对逻辑的误用以及导致理性主义的倾向。事实上，老子在第七章的格言完全被一位欧洲著名汉学家所误解：老子被他视为人类历史里最伟大的利己主义者；仿佛圣人只期望成就他的自我；仿佛老子在通过这些格言来称赞圣人的阴险和狡猾。事实上，老子的格言接近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说法：“爱，而且作你所意愿的”。
海德格尔很少在交谈中提及宗教问题。有一回，我和来自香港的著名佛教徒艺术家丘云姗(音译，Yau-Wan-Shan)女士一同拜访海德格尔。她想请教他关于宗教的看法。但是，海德格尔对她说：“在我们人世间，最失败的事就是懒于思考”。对佛教徒而言，这完全是宗教的答案。
事实上，对海德格尔而言，深入的思考是生活的自发倾向。必需承认的是，我的《老子》意大利文译本从来不敢、也未曾想过超出文本的字义。我对第十五章其中两行(即“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按另一个版本是“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译者附]的字*释是：“谁能安定污浊，而逐渐使它变清？谁能鼓动寂静，而逐渐带给它生气？”。但海德格尔对这话想得更远，他认为澄清(clarifying)最终能将某物带入光明，在静息之中的微动能使某物得以存在。
海德格尔请我用中文书法写出这两行字。我把这各有八个字的两行文字书写在当时能找到的羊皮纸上；文本中所没有的“天道”两字，也被当作装饰的横批写在中间。我细心地给予每个字以语源的解释，因此他能详尽地理解。海德格尔的德文译解再次展示了他思想的深度。
在我们的翻译中，我们尝试不太专注于细节上，以致能花时间在真正的文本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第一章以后，开始一大堆的问题：举例说，道之“人”的问题（其实老子对此问题可能并不感兴趣）；“道”克服内在性和超越性[的两分状态]的问题；道家、佛教、*教和海德格尔本身如何看待“无”的问题；老子和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分界线等等问题。
四
清朝乾隆皇帝(1736-95)时期的着名学者赵颐(Chao-Yi)曾说了一句话，叫“盖棺论定”。许多人现在会同意：对海德格尔的评价还为时过早。就“哲学历史”方面的欧洲排名榜而言，这么认为可能是非常正确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对海德格尔的抑制(大多是公开的)源自于面对他的思想深度时的惊愕。我们则毫不犹疑地心存感激，因为我们正是在这些深奥的问题中——也许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可以重新发现自己、自己的疑问和可疑问处。
我所难以忘怀的是他发问的巨大热忱。通常，他会目光注视、一言不发，进一步地询问；总在深一层地理解之后再询问。但愿西方人能从海德格尔处学习到追寻真理的那种真诚、开放和坚持，就像我们亚洲人从传承中得到的那样——“因为发问乃是思考的虔诚”。
附：
海德格尔1947年10月9日给萧师毅的信 ：
萧先生：
我时常想念您，并希望我们能尽早恢复我们的谈话，我思考您给我写下的引文(Spruch)：
“谁能宁静下来，并源出自和通过这宁静将某物导向(be-wegen)道路之中，以致它能发出光明？”
谁能透过成就宁静而使某物进入存在(Sein)？
天道。
衷心地向您致意！
您的，
马丁•海德格尔
1947年10月9日
写于小屋
注释：
[1]此文译自格拉汉•帕尔克斯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坛香山：夏威夷大学，1987年，第93-103页(Graham Parkes, ed.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7, pp. 93-103)。——译 者。
校者注：此文之英文本由G. Parks翻译，原文的大部分取自萧师毅(Paul Shih-Yi Hsiao)用德文写的回忆海德格尔的文章“我们相遇在木材集市广场＂(Wir Trafen uns am Holzmarktplatz)，《回忆马丁•海德格尔》(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herausgegeben von G. Neske, Pfullingen: Neske, 1977. S.119-129)。但这晚出十年的英文本与德文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样之处，有增有删(比如删去了关于Stein求助海德格尔而未果的段落)，估计是萧师毅本人做的修改。所以，英文本可视为一个改进本，反映萧对这件事之更准确的回忆和看法。
[2]萧师毅，《老子<道德经>——中国批判文本的基本传统》，巴利：拉特尔萨&菲格尔,1941年(Il Tao-Te-King di Laotse, Prima Trazione da un testo critico cinese, Bari: Laterza & Figil, 1941)。
校者注：萧氏在此所述者与他在德文本“Wir Trafen uns am Holzmarktplatz”中所讲的，尤其是与Poeggeler在 “再论海德格尔与老子”中的再叙述相比，有事实上的出入。那里他似乎是说：他是在弗莱堡，而不是在米兰，开始结识海德格尔的，而且他给海氏看的是一本出版了的意大利文《老子》译本，而不是这个译本出版前的一部分样本或手稿。从情理上判断，那里所讲的应该更接近实际，因为他的意大利文译本于1941年就出版了，所以，他于1942年认识海氏时，没必要只给出译文的一部分。这样，他“被允许去旁听海氏之讲座＂一事，也应该发生在弗莱堡，而不是米兰。
[3]蒋锡昌，《老子校诂》，上海，1937年.( Chiang-Hsi-Chang, Lao-Tse-Chiao-Ku (Shanghai, 1937))。
[4]汉斯•费舍尔•巴尔尼可尔，“反映–调停”刊于《回忆海德格尔》(普林根：内斯可，1977年，第88页)。(Hans A. Fischer-Barnicol, “Spiegelungen-Vermittelungen,” in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Pfullingen: Neske, 1977, s. 88).
[5]海德格尔，《技术与转向》(普林根：内斯可,1978年)，第36页。(Martin Heidegger, 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 Pfullingen: Neske, 1978, s. 36).
[6]海恩里奇•布尔、艾力卡•雷奇勒，“在公众面前如在活神面前的入世神学家”刊于《回忆海德格尔》。(Heinrich Buhr and Erika Reichle, “Der Weltliche Theolog, Vor der Gemeinde als vor dem lieben Gott,” in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
[7]蒋介石演讲，萧师毅翻译，“为和平负责任”刊于《现代》1964年1月1-2期。(“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speech by Chiang Kai-shek, 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by Paul S.Y. Hsiao, in Die Genenwart, nos. 1-2 (January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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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0 22:08
我于1946年春天，在弗莱堡(Freiburg)的木材集市广场(Holzmarktplatz)与海德格尔的相会之中，得悉他对翻译老子《道德经》感到兴趣。当时，鉴于他只在夏天才有工作假期，他建议我们在该年夏天一同在他位于托特瑙堡(Todtnauberg)的小屋里，协力把《道德经》译成德文。我深信老子的思想，将有助于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人——事实上，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反思，于是我欣然地答允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但我深深感受到这项工作在海德格尔身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一回，海德格尔告诉他的一位德国朋友，他透过与老子和孔孟的接触，对东方思想有了更多的理解。
一
我与海德格尔在1942年结识。当年，在北平完成了心理学和中国哲学学位后，我就到米兰(Milan)深造。我在圣库欧勒(Sacro Cuore)大学接受严谨的学院派训练的同时，接触了另一同样严谨之学问和新的思想深度。我被允许去旁听海德格尔的讲座。从此，我陆续地向他呈交了我的《道德经》意大利文译本[2]的一些部分，班内德托•克罗塞(Benedetto Croce)推荐我出版此译本。海德格尔也许在我的译本中发现了在别的译本中所没有发现的东西，不然，他又怎么会建议我们俩合作德文译本呢。
1944年11月27日那天，伯来斯高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座位于黑森林区(Black Forest region)的、画一般的首府，它的美丽被一场空袭所毁了。因为弗莱堡被认为是划为了战役豁免区，所以空袭是出乎意料的。事前十二小时，许多动物和人们都显得焦虑和不安。特别奇怪的是：城市公园里的一只硕大的鸭子，它几乎耗了十二小时，猛烈地叫唤和鼓打翅膀。一般说来，人们都倾向于这么一个想法：野生动物从某些“空气中的”气氛变化中，能预感到自然灾害的发生。然而，空袭并非自然灾害，乃是由人类所决定和控制的行动。在弗莱堡城市公园湖旁为这只鸭子而立的纪念像上，铭刻着这样的碑文： 上帝的创造物在哀哭、控诉和警告 。我相信，这碑文不仅为灵学家，也为哲学家提供了思想的粮食。
我在此提及这些弗莱堡岁月给我的印象，是因为我在与海德格尔的交谈中，一再谈论到它们。我与许多的亚洲人一样有过共同的经验，那就是在尝试去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时，我们总是事先被告知，他的思想如何或为何对他当时的许多西方人，是这么样的难以理解或耸人听闻。[可是实际上]他“带入语言”的观点经常可以在远东思想中遇到相似者。例如：中国与西方对“时间性”一词的理解差距很大，对于我们而言，这只鸭子不需要超常的能力，就能有那样的预感，因为万物都彼此联系着，在每一时刻中，都隐藏着整个过去和开放的未来。
就在被毁坏了的、碎片还堆积于大教堂四周的旧城垣当中，我战后在位于弗莱堡市中心的木材集市广场，首次与海德格尔重逢。所有的游客都因着该大教堂美丽动人的尖塔而赞叹，那是被称誉为全欧哥德式大教堂的尖塔中最漂亮的一座。我们中国人也认为它漂亮，但与西方人的欣赏角度不同。我们比较习惯于简朴的、古罗马式的教堂和皇宫，因此，总感觉到这类哥德式的建筑物在比例上缺少了什么似的，虽它是动人的，但却不协调。唯有明白哥德人对那神圣的崇高者的虔诚、思慕和敬畏的人才能理解这壮丽的建筑物。但就在1946年，城市依旧荒废，我们许多的相识和朋友们或重操故业，或有的却在战场上、被掳中或废墟下了结此生之时，我们却有幸劫后余生，重逢故地。然而，我们并非是逍遥自在的、无忧无虑的：我期待回中国教学一事仍未确定，而海德格尔却仍身处于不快的、官僚的和充满恶意的反纳粹程序中。
我被问得惊慌失措，难以想象欧陆人士竟能如此误解他们自己的语言。我的困惑部分地来自海德格尔的过去被普遍地误解这一事实。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于1933年至1934年任弗莱堡阿尔伯特-路德维希(Albert-Ludwig)大学校长，但他很快地就卸下这不幸的职位。然而，从何时开始，他不再认同纳粹主义者的理念和实践呢？他欲与他们合作一事是如何可能呢？在未悉*之前，我曾假设海德格尔不仅仅是一“奉迎者”，而是一羽翼丰硕的纳粹主义者，不然他绝不会在1933年成为校长。人们如何能够想象海德格尔是“奉迎者”呢？
我挺能理解加伯里乌•马塞尔(Gabriel Marcel)——一位曾非常尊敬海德格尔的人——的失望。当我在60年代到巴黎拜访马塞尔时，他对我说：如果海德格尔在战后没有维持他那顽固的沉默，如果他向人们讲一些关于他1933年的行为的话，那么，哲学界将加倍地敬佩他。这事实[海德格尔保持沉默一事——译者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们之间的合作。直到海德格尔临终后，我才知道他在那之前十年，在《明镜》(Der Spiegel)的面谈中，曾提到他担任校长一职只有十个月。海德格尔的智慧和伟大在此流露无遗！
长话短说，在木材集市广场，我情绪复杂地站在海德格尔的面前。然而，我却同时颇感同情：显然，海德格尔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不需要知晓《存在与时间》中的那一段文章，就可以坚决地断言不是纳粹、就是盟国之论点是错的。事实上，如果两个不同论点的支持者都是假冒的哲学家的话，那么，他们可以都是错的。该文章的内容肯定与这些谴责无关；而两个谴责者中肯定有一个是胡来的。可惜我当时没有询问海德格尔究竟哪一段落的文章是争议的焦点。
毫无疑问的，在战后，中国(就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焦头烂额)是一可怜的赢家，事实上，即使它是属于世界的“四大势力”，它也只是“半个盟国”。(法国在当时更靠后，稍微倾左)。尽管如此，即使在当时我因着明白海德格尔被不公和愚蠢地对待而稍感不安，我还是带着胜利者平静的自尊站在海德格尔面前。与那同在的，是内心涌现着的一种与不公抗争的精神和力量。
这是一般中国人所共有的意识：我年轻时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阅读过许多关于强盗、武士和英雄的小说和故事。无论是强盗或英雄，他们都抗拒不公平：英雄不盗，而强盗劫富济贫。因而，中国人常有一需求，并以此为大乐：那就是反抗坏事，特别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恶势力。
事实上，我正值无法为海德格尔做任何事情的时刻，虽然我是一位“半盟友”，但是我还是身处法*队的管辖权之下，无法对待那些军官如同男学童，即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就如其它管辖区的军官一样，该当受到如此待遇的。无论他们是如何地宣称自己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十字军战士，他们身为战胜者，是无法摆脱军人的坏影响的。
正当我思绪紊乱之时，孔子(公元前551-479)以后最伟大的儒者孟子(公元前372-289)的慰言临到我。“海德格尔教授，您要我回应纳粹和盟友们对您的看法。我只能给您一个中国式的答案。我觉得纳粹和盟友那肯定错误的解释都证明同一件事：那就是在将来，人们必定要更勤勉地、更小心地研究您的哲学。如果它能被正确地理解，那么它对将来就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海德格尔看来深受孟子这段话的感动。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这个话题了。也就在这次会面中，他提出共同翻译《老子》的方案。我欣然地接受了。
二
夏季学期一结束，每星期六我们都在他位于托特瑙堡的山上小屋会面。我们的合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一个抗衡不公正的机会：我的一位朋友很乐意地把他的摩托车任我使用，以便这车不被征用。再者，身为“半盟友”，我每周收到一无价宝袋，里面满载着在当时的德国难以获得的各式各样的食物，如咖啡、可可、面食、香肠、牛油、香烟等等。我们一起分享这些食物。还有，到托特瑙堡的路上没有公共交通设施，非常难走。海德格尔太太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他那需用脑筋的工作，故此，尝试从镇上购买所需品，然后带回小屋。现在我身处于能减轻她部分重担的光景中。二十年后，那位我经常把我贵重的普奇200(Puch 200)停泊在他那儿的农夫，很惊奇地与海德格尔提起这位在当时常去光顾他、还居然会骑摩托车的“中国人”。
首先，我们的翻译工作先从蒋锡昌(Chiang-Hsi-Chang)的《老子》[3]着手，该版本汇集了超过84个古本的比较，可暂时视为经过校订的版本。我们没有再咨询其它的翻译和评注，因为我们想尽可能地从老子自己的思想来诠释《道德经》。
首先，我们先翻译那些关于“道”的篇章，它们似乎是最难却最重要的。正因海德格尔思考事物的周详细密的特性，我们在夏季结束时一共才完成了八十一篇章中的八章。根据海德格尔的朋友汉斯•费舍尔–巴尔尼可尔(Hans Fischer-Barnicol)在他一个人拜访中所洞察的：海德格尔是“一位胆怯、非常害羞的人。他不仅具有惯例性的谨慎，也是一极其留心倾听别人谈话的人，他谦虚……善于思考。还有，在我看来，人们似乎不想毫无思考的处在这双眼睛前；那是一双真正了不起的、令人吃惊的、听胜于看的眼睛啊！虽然我不清楚海德格尔是否有幽默感，但是，他这双眼睛却能发笑。”[4]
在整个夏季的末了，只有十分之一的工作已被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在十年内或稍为短一点的时间中来完成这工作，因为其它的篇章不再那么暧昧难懂，而海德格尔也就不必以他那倾听的、寻根究底的眼光注视着我，同时透彻地、犀利地向我发问。现在我明白海德格尔的格言了：“发问是思考的虔诚”。[5]也正是这种思考的虔诚在有力地推动着海恩里奇•布尔(Heinrich Buhr)对更年轻一代的关注啊。[6]
我们想在下一个夏季继续我们的工作。在此期间，我接到邀请，到大学去发表我的第一个演讲，题目为“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在此之后，我受到许多到德国各处演讲的邀请，时间就安排在夏天。我因此必需决定：我应该继续与海德格尔的这个有意义的合作，还是接受这些邀请呢？海德格尔与我的《老子》翻译将给哲学界带来轰动；可另一方面，我的演讲，尤其透过[其中所引用的]蒋介石将军的话语，会给那些遭遇到多方的不公与苦难的德国人带来某些慰藉。蒋介石将军与德国境内的盟军不同，他认为日本人民是无辜的，甚至反对赔偿。对他而言，和平时代的决定性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有技巧地、很好地引导敌人，致使他能以心灵悔过而成为和平的拥护者”。[7]而另一方面，我必需承认，在我们一同工作时，我无法释怀于些微的担忧，那就是海德格尔的笔记也许已越过了所谓翻译的范围。这倾向叫身为翻译者和中介者的我不安。
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在察问，即具有穿透性地、毫无疲倦地和毫无怜悯地询问：他追究在原文本中的符号关系里那些带有隐秘性的相互作用(interplay)，和由此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每一种可想象出意义的上下文。只有完全的意义整合才足够让他放胆地决定思想模式的轮廓，也就是以一个足以清楚的、可理解的方式将中文文本的多重意义用西方语言表达出来的轮廓。
很不幸地，海德格尔除了在1947年十月份的短札(见文后)中，所写的《老子》第十五章的两行字以外，他就再也没有给予我任何的译文了。于是，所维持不变的只是希望：希望在我有生之年，那些在他遗稿(Nachlass)中的[翻译]笔记能面世。在1946年的夏天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我们在《老子》上的翻译合作。六十年代时，有一回，与我一起去拜访海德格尔的朋友提及《老子》，海德格尔有些情绪激奋地以食指指着我，同时又微笑着说：“但是，这是他不想干的”。我也笑了，尴尬地笑了。
三
虽然《道德经》中的八篇只是该书的很少一部分，但是它们却在海德格尔身上起了重要的影响。海德格尔在弗莱堡保罗教堂(Paulus-Kirche)演讲“技术与转向”中提及当今的思维方式时说：“在因果律的见解下，上帝可能降到‘因’的层次，即充分因(causa efficiens，充足理由)了”。然后，他为了增强效果，接着说：“如果你想要用任何一个传统的方法——无论是本体论的、宇宙论的、目的论的、伦理学的等等——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你会因此而把上帝弄小了，因为上帝就像‘道’一样是不可言说的”。我现在想：如果把上帝降到充分因(causa efficiens)的身份，就是一种“罪过”，那这也是当今某些自称为哲学家而不愿思考、要不就是走歪了道的思想家或学者的主要缺陷，诚如一中国箴言所说的：“坐井观天”。
在演讲过后，我听见一简朴的家庭主妇发了这样的议论：“谁说海德格尔的思想是难懂的？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我明白他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演讲内容”。我也觉得这个演讲内容是清晰的，然而听者必需要留心地听，跟上重点，尤其要明了那些被重新解释的词语。不然的话，误解可能就会产生了。
有一天，我的一位工业家朋友强迫我带他到托特瑙堡的小屋，他希望能说服海德格尔向一群名人演讲。海德格尔因没空而拒绝了。我们也发现到他也拒绝了他的西班牙好友荷西•欧德加•依•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邀请。后来，我听说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害怕在交谈中，他会*唱独角戏，因为大多数西班牙人不喜欢用德语交谈。
我的工业家朋友不想错失继续交谈的良机：“教授先生、尊贵的老师，您现在要翻译《老子》，但是我身为欧洲人发现《老子》在许多方面是不可理解的。举例来说：‘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为什么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呢？”当时，我感觉到自己也是被提问者，于是待了一会儿，就回答：“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不会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海德格尔马上随机而发地说：“感谢上帝他们不会”。海德格尔并不反对逻辑，而是反对对逻辑的误用以及导致理性主义的倾向。事实上，老子在第七章的格言完全被一位欧洲著名汉学家所误解：老子被他视为人类历史里最伟大的利己主义者；仿佛圣人只期望成就他的自我；仿佛老子在通过这些格言来称赞圣人的阴险和狡猾。事实上，老子的格言接近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说法：“爱，而且作你所意愿的”。
海德格尔很少在交谈中提及宗教问题。有一回，我和来自香港的著名佛教徒艺术家丘云姗(音译，Yau-Wan-Shan)女士一同拜访海德格尔。她想请教他关于宗教的看法。但是，海德格尔对她说：“在我们人世间，最失败的事就是懒于思考”。对佛教徒而言，这完全是宗教的答案。
事实上，对海德格尔而言，深入的思考是生活的自发倾向。必需承认的是，我的《老子》意大利文译本从来不敢、也未曾想过超出文本的字义。我对第十五章其中两行(即“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按另一个版本是“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译者附]的字*释是：“谁能安定污浊，而逐渐使它变清？谁能鼓动寂静，而逐渐带给它生气？”。但海德格尔对这话想得更远，他认为澄清(clarifying)最终能将某物带入光明，在静息之中的微动能使某物得以存在。
海德格尔请我用中文书法写出这两行字。我把这各有八个字的两行文字书写在当时能找到的羊皮纸上；文本中所没有的“天道”两字，也被当作装饰的横批写在中间。我细心地给予每个字以语源的解释，因此他能详尽地理解。海德格尔的德文译解再次展示了他思想的深度。
在我们的翻译中，我们尝试不太专注于细节上，以致能花时间在真正的文本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第一章以后，开始一大堆的问题：举例说，道之“人”的问题（其实老子对此问题可能并不感兴趣）；“道”克服内在性和超越性[的两分状态]的问题；道家、佛教、*教和海德格尔本身如何看待“无”的问题；老子和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分界线等等问题。
四
清朝乾隆皇帝(1736-95)时期的着名学者赵颐(Chao-Yi)曾说了一句话，叫“盖棺论定”。许多人现在会同意：对海德格尔的评价还为时过早。就“哲学历史”方面的欧洲排名榜而言，这么认为可能是非常正确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对海德格尔的抑制(大多是公开的)源自于面对他的思想深度时的惊愕。我们则毫不犹疑地心存感激，因为我们正是在这些深奥的问题中——也许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可以重新发现自己、自己的疑问和可疑问处。
我所难以忘怀的是他发问的巨大热忱。通常，他会目光注视、一言不发，进一步地询问；总在深一层地理解之后再询问。但愿西方人能从海德格尔处学习到追寻真理的那种真诚、开放和坚持，就像我们亚洲人从传承中得到的那样——“因为发问乃是思考的虔诚”。
附：
海德格尔1947年10月9日给萧师毅的信 ：
萧先生：
我时常想念您，并希望我们能尽早恢复我们的谈话，我思考您给我写下的引文(Spruch)：
“谁能宁静下来，并源出自和通过这宁静将某物导向(be-wegen)道路之中，以致它能发出光明？”
谁能透过成就宁静而使某物进入存在(Sein)？
天道。
衷心地向您致意！
您的，
马丁•海德格尔
1947年10月9日
写于小屋
注释：
[1]此文译自格拉汉•帕尔克斯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坛香山：夏威夷大学，1987年，第93-103页(Graham Parkes, ed.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7, pp. 93-103)。——译 者。
校者注：此文之英文本由G. Parks翻译，原文的大部分取自萧师毅(Paul Shih-Yi Hsiao)用德文写的回忆海德格尔的文章“我们相遇在木材集市广场＂(Wir Trafen uns am Holzmarktplatz)，《回忆马丁•海德格尔》(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herausgegeben von G. Neske, Pfullingen: Neske, 1977. S.119-129)。但这晚出十年的英文本与德文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样之处，有增有删(比如删去了关于Stein求助海德格尔而未果的段落)，估计是萧师毅本人做的修改。所以，英文本可视为一个改进本，反映萧对这件事之更准确的回忆和看法。
[2]萧师毅，《老子<道德经>——中国批判文本的基本传统》，巴利：拉特尔萨&菲格尔,1941年(Il Tao-Te-King di Laotse, Prima Trazione da un testo critico cinese, Bari: Laterza & Figil, 1941)。
校者注：萧氏在此所述者与他在德文本“Wir Trafen uns am Holzmarktplatz”中所讲的，尤其是与Poeggeler在 “再论海德格尔与老子”中的再叙述相比，有事实上的出入。那里他似乎是说：他是在弗莱堡，而不是在米兰，开始结识海德格尔的，而且他给海氏看的是一本出版了的意大利文《老子》译本，而不是这个译本出版前的一部分样本或手稿。从情理上判断，那里所讲的应该更接近实际，因为他的意大利文译本于1941年就出版了，所以，他于1942年认识海氏时，没必要只给出译文的一部分。这样，他“被允许去旁听海氏之讲座＂一事，也应该发生在弗莱堡，而不是米兰。
[3]蒋锡昌，《老子校诂》，上海，1937年.( Chiang-Hsi-Chang, Lao-Tse-Chiao-Ku (Shanghai, 1937))。
[4]汉斯•费舍尔•巴尔尼可尔，“反映–调停”刊于《回忆海德格尔》(普林根：内斯可，1977年，第88页)。(Hans A. Fischer-Barnicol, “Spiegelungen-Vermittelungen,” in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Pfullingen: Neske, 1977, s. 88).
[5]海德格尔，《技术与转向》(普林根：内斯可,1978年)，第36页。(Martin Heidegger, 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 Pfullingen: Neske, 1978, s. 36).
[6]海恩里奇•布尔、艾力卡•雷奇勒，“在公众面前如在活神面前的入世神学家”刊于《回忆海德格尔》。(Heinrich Buhr and Erika Reichle, “Der Weltliche Theolog, Vor der Gemeinde als vor dem lieben Gott,” in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
[7]蒋介石演讲，萧师毅翻译，“为和平负责任”刊于《现代》1964年1月1-2期。(“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speech by Chiang Kai-shek, 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by Paul S.Y. Hsiao, in Die Genenwart, nos. 1-2 (January 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