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国语大学,改变了近代中国吗?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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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21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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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20 01:44
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不过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一把火将万园之园——圆明园烧掉，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的打击，清*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不断涌入，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也日益明显，最终演化升级为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
风云缘起
重温“同文馆之争”，当从同文馆的创办谈起。同文馆之开设实乃时势使然。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此要求无疑加大了清*开展外交活动的难度。
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将培养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闽浙总督左宗棠上折要求开办求是堂艺局，延揽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专门培养造船驾驶人才。
而甫任江苏巡抚不久的李鸿章更是不满于*推行新政举措的过于迟缓，数次上书总理衙门，催促其早下决断。然而，李“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掣肘良多，致使当权者顾虑重重，畏葸不前。李鸿章不禁叹道：“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
其实，总理衙门并非毫无举措。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年10月2日），朝廷谕令精于数学算术的南海邹伯奇、海宁李善兰赴京师同文馆报到，以资差委。这无疑传达了一种讯息：京师同文馆开始搜求算学人才，以筹备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用。至此，同文馆课程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迭生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再次上书，进一步充分陈述添设天文算学馆的理由，并煞费苦心地预计了社会上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逐一加以辩驳。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奕指出，中国宜谋求自强，至今日已是十分亟迫。
近年来，像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疆臣，深明“制洋器”之理，坚持“采西学”之道，在各自辖区挑选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习，传授外语、天文、算法、画法，初见成效。由此可见，追求西学乃是众人之共识，“固非臣等数之人私见”。何况购西人之火器、轮船，与学西人制器之原理相比，一为权宜之策，一为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辩而明矣”。
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笑其孤陋寡闻，自作臆说。考镜源流，奕举例道：“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西方国家称之为“东来法”。只是因为洋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故能推陈出新，驾于中国之上。但无论如何，“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学科亦莫不如此。“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是欲使中土之学术重新焕发活力而已。
第三，更有甚者，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认为此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环顾西洋各国，数十年来，孜孜不倦于制作技艺之讲求，而近邻日本也遣人赴英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不出几年亦必有成。他国皆在走向富强，难道中国仍要“狃于固循积习，不思振作”吗？知耻不应自闭，而当后勇。况且，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目的在于使儒者明制器之理，并非从事低贱技艺之活，不必生疑。
有鉴于此，奕等人建议将投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30岁以内。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以期打消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的顾虑。以上三折皆顺利得到谕旨批准，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太多阻滞。
奕等人可谓是酝酿已久，颇费脑筋，实非短期行为，匆忙上阵。其勇于开拓西学之气魄，令人钦佩。但若细细分析诸篇奏折内容，仍有不少可议之处，供反对者作为把柄，加以指摘。总之，从奕等人将奏折呈阅同治皇帝那一刻起，保守势力已开始摩拳擦掌，以备抵制。一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化论争已不可避免，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是年正月二十九日（3月5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书抵制，揭开了“同文馆之争”的序幕。张盛藻极力反对选拔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他认为科甲正途者，实是国家栋梁，岂能徒习机巧末业？张论仅揪住“专取正途人士”一点，见识有限，且人微言轻，很快便被朝廷断然否决，“著毋庸议”。
一个小小御史的奏议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驳回，但天下士林之物议却甚嚣尘上，无法平息。三月之京师，已是谣传遍地，好事者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师。”*们也是人心浮动，反应激烈。流言如云，京城已被遮蔽得阴霾密布，暴风雨不日将至。
二月十五日（3月20日），保守势力主将大学士倭仁披挂上阵，上折表示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他登场亮相，不啻是保守势力对奕等洋务官僚发起的总攻，论争也自此进入*。
倭仁开篇直奔主题，摆出了自己的立论基调：“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可谓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他又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倭仁认为诸如天文、算学不必师事夷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苦为求一艺之末，奉夷人为师？即使得其精巧，也不过成就几个术数之士而已，无补于国家大计，却破坏了“夷夏大防”，岂不是得不偿失？
其次，夷人是我国宿敌，断不能忘此深仇大恨。庚申之役，“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种血海深仇，我朝二百年来之未有。近日却要择中国之聪明俊秀，变而从夷，这不正坠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吗？长此以往，“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倭仁立论紧扣“夷夏大防”之传统信条，以此展开攻势，切中了洋务派的要害。
以倭仁的地位与学养，其言其论足以耸动*，朝廷对之极为重视。在奏折呈上的当日，两宫太后即召见倭仁。同时，将倭仁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初二日（4月6日），奕上奏了长长一折，重申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缘由与苦衷。针对倭仁的汹汹攻势，弈欣诸人避实就虚，绕开其奏折中关于“师事夷人”的追问，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体国之心。
未等总理衙门奏折的墨迹变干，倭仁就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急匆匆再上一折，双方的第二回合之较量由此开端。篇首，倭仁继续抓住奕等人不愿回答也无法回答的“夷夏大防”问题做文章。朝廷“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这是不辩自明之事。而如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送羊入虎口，“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心报国乎？”
继之，倭仁又对奕折中指责自己的言论会阻碍同文馆招生一事进行辩解。倭认为奕此言实在过激。在篇末，倭仁抛出其最后通牒：“总之，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纡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
倭仁掷给奕等人的是两难选择，应也不是，否也不能，其欲将同文馆之议置于死地的意图显露无遗。
面对倭仁的又一波攻势，奕等人的确感到些许措手不及。好在他们阵脚未乱，主持地方洋务的督抚们也纷纷致函总理衙门，加以声援，希望“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则事可有成”。经过一番商讨，奕等人于三月十九日（4月23日）呈上一折一片，以示回应。针对倭仁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有无完全成功之把握的质问，奕等人承认：“臣等只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
是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明显底气不足。然而，奕等人话锋陡然一转，抓住了倭仁原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一句之破绽，吹响了*的号角。奕进一步发问：既然倭相折中认为天下定有精通天文算学之才，那么想必他心中也已有了中意人选。
所以还恳请朝廷命令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若能如此办理，更属两得之道，裨益匪浅，彼时臣衙门原请奏办之件，即行次第裁撤”。此建议立即得到谕旨允准。双方的争论达至最*。于是，奕成功地置死地而后生，转守为攻，将压力一并推到倭仁身上，之前的窘迫与尴尬大为减轻，其辩术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此时的倭仁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倭仁无奈地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这也预示着经过两回合的鏖战，倭仁已无计可施，败下阵来。此刻，两宫太后（当然以西太后慈禧为主）的立场也渐趋明朗，站在了奕等人一边。
在倭仁上折当天，朝廷仍命他“随时留心，一俟谘访得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更让倭仁难堪的是，清廷还谕令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在保守势力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藩署奔走之役”，是“因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简直是奇耻大辱。倭仁自然无法接受，一再请辞，但都不得允准。
既然两宫的态度已经明确，倭仁的厄运也随之降临。先是朝廷一再对其为难，奕等人也有些得意忘形，继而落井下石。根据《翁同龢日记》，三月二十四日（4月28日），倭仁上朝请辞，与奕口生龌龊，“几至拂衣而起”。同朝为官，奕如此意气用事，步步紧*，实在有失风度。
倭仁又羞又恼，已渐渐支撑不住，二十九日（5月3日），倭仁站班后上马晕眩，坠马受伤。于是他以生疾为由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遂于五月十二日（6月13日），赏假一月，令其安心调理。六月十二日（7月13日），朝廷又“准其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倭仁终于得以从论争漩涡中彻底解脱出来。
余波未已
倭仁的退场并不代表论争的结束，恰恰相反，倭的狼狈遭遇却激起了保守人士的一致同情，不少人纷纷上书表示声援与支持，真可谓*虽过，余波未已。
三月十七日（5月1日），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奏称：朝野上下围绕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事的议论已呈水火不容之势，“今天文算学馆甫设而争端即启，争端启则朋党必成。夫天文算学本属技艺之末，其果能得力与否尚不可知，而先令臣子别开分门，开国家未有之风气，所关实非浅鲜”。
四月十三日（5月16日），成都将军崇实上折再度质疑“专取正途人员”一条，认为“惟议专取翰林院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京外各官及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员，俾充进选，仍试策论等项，以定去留，似与事理未协”。五月十六日（6月17日），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更是以天时亢旱日久，请饬廷臣直言极谏，以资修省，公然批评朝廷：“倭仁谏设同文馆，谕旨令酌保数人另立一馆以难之。”
“后倭仁时代”，对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攻击最为不遗余力者并不是于、崇、钟诸人，而是位卑言轻的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杨廷熙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23日）和六月初七日（7月8日）两次越职上书言事，由都察院左都御史灵桂代为转奏。
杨之第一折，洋洋洒洒数千言，认为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其主要观点并未超出前面张盛藻、倭仁等人的观点范围，多有重复之处。杨廷熙对总理衙门充满敌意的奏疏引起了两宫的震怒。五月十九日（6月30日）朝廷下达上谕，对杨廷熙严加训斥。朝廷质问其“痛诋在京大臣，是何居心？”
反观洋务派一方，自从击退倭仁之后，便无心再与其他保守臣僚多作纠缠，而是着手经营同文馆事业。奕等人此时又有了新的苦恼：天文算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正途投考者寥寥”，出于无奈，只好将正杂各项人员一律收考。总计报考者才98名，至考试当天又有26人缺考，最后仅从72名考生中勉强录取30人。
开馆半年后，天文算学馆通过例考淘汰了20名“学经半年竟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可怜的10人。几经协商，奕等人遂决定将这10人与同文馆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八旗学生合并，所谓的天文算学馆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实亡了。
以奕等人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呈奏疏为始，至周星誉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进折言事为终，“同文馆之争”横跨两年，延续八月，总计二百一十九天。细数这二百余天的论争，一浪接一浪，跌宕起伏，颇有值得回味之处。
一个成熟的*家，在推行改革*之前，必定会综合考虑种种不利因素，以制定能够最大限度减少阻力的方案，步步为营，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而不是树敌无数，从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奕等人确实欠缺火候，自始至终，一种焦虑的情绪在他们心中翻涌，其举措相对于当时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言，实在是显得过于激进与粗率。
而保守一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眷恋与虔诚，也是合情入理之事，毕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扎根于此、受益于此，要他们承认自己文化上面的缺陷，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从头学起，不但是困难的，更是痛苦的。何况他们提出的一些关系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值得时人与后来者认真思索的。
实际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与固守恰恰是当时社会的“常态”，而作为“*”的洋务趋新力量仍很弱小，若想取“常态”而代之，那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方能实现的。“同文馆之争”仅仅初露端倪而已。最终，论争双方两败俱伤，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