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的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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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30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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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7 04:31
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 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 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 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 王莽后期所用之*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自然灾害严重 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