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17—18世纪,中英两国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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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28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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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8 11:25
17—18世纪,中英两国的社会状况
1)经济:1800年时英国和中国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英国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英国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52%。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人口增加,土地减少使当时*家要从深层推动土地改革,引发了圈地运动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初级积累。
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的“农业*”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种子改良,新牲畜品种、宰牲方法的改进、规模效益等等。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所凸显出来的变化乃是或可称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这种变化推动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技术*,技术发展的推动力显现出来。
在技术的支持下,英国在航海技术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提出日不落过的构想。通过对海外贸易获取最大的利益。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的资产阶级由简单积累,到进入*领域,促使*海外殖民,开拓疆土。并且为了打破原来的世袭贵族制度,提出议会民主制*君权,保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
思想上逐步放宽对言论,创作的控制使莎士比亚时代,狄更斯时代到来。
2) 康乾盛世17世纪中叶,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被从北方长驱直下的满人推翻了。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后,吸取前车之鉴,总结经国治世的经验,励精图治,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招贤纳士,有效地维持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当时中国已有了超过2亿的人口。到了1794年,中国所拥有的人口更是超过了3亿,许多大中型城市已颇具规模。其中北京、广州、杭州、苏州、扬州和江宁等城市已拥有50万以上的居民。可以说,在经济上,康乾盛世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
在农业方面,中国的农耕面积在那个时候超过6亿亩,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农作物总产量曾居当时世界第一位。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在冶金、采矿、纺织等方面,都在世界先进行列。当时的商品市场也很繁荣,粮食作物,布匹丝绸是主要的商品。此外还有烟、酒、糖、油、铁、煤、木材、瓷器等等。以茶叶、丝绸、土布为主要商品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的活跃。 中国统治者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比如减少税收,增强对农业的发展,当时中国的农民与同时期的英国人的生活相比都要富足。例如,在农业发展方面,康乾时期,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亿亩,粮食产量也迅速增加。当时随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过中国的巴罗曾经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之《赴华使团》)。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的稳定,当然也相应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像其祖父康熙一样,乾隆本人也喜爱文学艺术,并且在这方面颇有修养造诣,他多才多艺,大力倡导艺术,并且自己写诗填词。乾隆皇帝一生号称作诗万首,当然其中有不少是平庸之作,而且也不排除有别人为他捉刀代笔而成,但是他对诗文的喜好却是毋庸置疑的。他还令纪晓岚等学者把15世纪时编撰的多达1.1万卷的《永乐大典》删繁就简,重新出版。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清朝宫廷上下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对科学极不重视,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1792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式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可是清朝宫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来收藏,而没有对这些贡品进行研究,没有让这些东西发挥它们的真正作用。
闭关锁国下的中西贸易在中欧物质贸易交流的早期和中期,除了丝绸、瓷器之外,最重要的贸易内容之一就是茶叶了。中国茶叶大约在1650年左右,被荷兰人介绍到英国。茶的清香醇厚、余味绵长,很快就被英国人所接受,并且在英国流行开来。只有在英国,茶叶才真正风靡到了几乎与其本身文化融为一体的境界,成为英国人文化和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茶叶成了英国的“国饮”。
1792年,英国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公爵率领800人,乘坐三艘大船,沿着欧洲商人已经熟悉的海路来华,代表英国国王要求与中国通商。乾隆皇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这些使者。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节们除了被礼貌地接待然后送走以外,并没有实现英国人要求通商的目的,而且马戛尔尼拒绝对乾隆三跪九拜,引起了乾隆及朝廷的强烈不满。这种三跪九拜的仪式被西方人音译为“kow-tow”(磕头)。在今天的英语中,这个词主要成了表示“(对中国人)臣服”的意思。这个礼仪之争成了马戛尔尼使华经历中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
康乾时期只把通商当做一种怀柔的手段。清朝盲目坚持“天朝”*,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在其他国家面前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清王朝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这种形式来代替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