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客家民居的产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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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2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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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3 06:25
万幼楠先生研究认为，赣南现存最早且有可靠年考的围屋，均建于明末；查文献，作为民居的“围”，最早亦见于明末。康熙以后，攻围的记载渐多。因此，围屋的出现，应始于明代中期。围屋在赣南大量出现，并开始形成规模和特色是在清代中晚期。现存围屋约70%都是道光以后的。进入*后，围屋便少建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围屋这样的民居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从唐宋以来迁入的客家族姓，至明代中叶，在赣闽粤边区定居已历六、七百年，繁衍数十余代。他们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宗族的经济基础也不断扩大。由于此时新经济因素的萌芽，客家人除了从事传统的农业兼营家庭手工业外，有部分人从事专门商业活动或外出以手工业谋生。不少宗族的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如：上犹营前蔡氏，于南宋末从吉水迁来营前定居。因其祖宋时世代为官，为显族，故迁居营前后，也很快成为地方名绅。有明一朝，蔡氏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无论是其*势力还是经济实力，都堪称大族。以致明洪武间，六世祖本太公富于赀，“捐米一千二百石赈济江南，奉敕旌表”。其孙朝权公又于景泰间捐谷一千五百石赈饥，亦奉敕建坊旌仪。七世祖仲智，好善乐施，出巨资重修本里妙乐寺大佛殿，备极壮丽。
同邑陈氏，于南宋绍兴三年（1192年）由泰和迁居营前，宗支繁衍，至第七世（约当元朝后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遂开始建宗祠，旋又建分祠。明初又开始修族谱。明朝中后期，陈氏的宗族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不仅人丁兴旺，而且“游庠食饩贡雍饮于乡者共数十人”，（《陈氏支谱·营前陈氏祠堂记》）已经有财力来兴办公益事业。于是，明天启四年（1624年），为培文明而障水口，在上犹县令龙文光的倡仪下，陈氏合本里蔡氏共建文峰塔（后为纪念龙文光而改名叫龙公塔）于营前东面桃岭之侧峰的水口旁。两姓绅士联为文会，共捐塔会租田一百零五石，以为奖励后进向学求功名之学田。
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才有可能兴建象围屋这样的大型民居。 围屋是以强调防御功能为特点的民居，其发生发展显然与兵燹和盗乱有密切关系。赣南处赣、闽、粤、湘四省之相交地带，“山僻俗悍，……是以奸宄不测之徒，时时乘间窃发”。因此，宋元以来，这里就不断有山民*或起义。进入明中叶以后，其势愈炽。如，据清同治十三年版《赣州府志·经政·武事》统计：自明正德元年（1506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见于记载的兵燹便有148起。这还不包括赣南当时所属的南安府和宁都直隶州所领县地的兵祸数。在这148起中，起源或波及“三南”、安远、寻乌一带的兵火，就有92起，平均每四年就有一起。而在这一带边界山区盘踞出没的“小股盗匪”，则还不知凡几。这种*的形势，是围屋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
在对围屋的调查中，当问及围屋居民他们的祖先为何建围屋时，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防匪盗”、“防乱兵”。翻检有关围屋的姓氏族谱，也多有建围起因的类似记载。如，于都马安乡的宝溪围，据《宝溪钟氏八修族谱》中的《宝溪围序》载：“况迩年来，贼盗蜂起，举境仓皇，或匿迹于深山穷谷，或寄食于别邑他乡，受尽风霜，备历险阻；迨寇退返舍，则室如悬磬，糗粮尽为贼赍，衣物皆为匪攫，连年遇寇，累岁不安。于是，学琚始思固族之谋，讲求御侮之法。”围屋修成后，“从此日上竿无惊，白发高眠长乐，一坊永保青山无恙矣”。
…… 赣南围屋之形成，与赣南历史上的城堡、山寨、村围等官民建筑有渊源关系。
官民城堡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官府为了对付“三南”、安远一带屡治不平的“盗贼”，采取的措施是设“巡检司城”（由武将充任，隶属州县指挥，专司*反抗力量的军事机构）和增设新县城。自明嘉靖年间始，先后在安远、龙南、会昌县分别设置了黄乡司城、下坜司城、羊角水堡司城。以后又增设了定南、长宁（今寻乌）和全南县。又在这些县属下设置了高沙堡土城、新坪司城、观音阁城等。这些司城以方形为主，或土筑或砖砌石垒，一般只设一或两孔城门。如黄乡司城“周围一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雉堞二百有零，门曰：镇定”。其周长仅略大于关西新围和东生围。观音阁城“周围二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宽阔九尺，辟门二，城楼二座”，也只一般村围大小。对于地方*来说，筑城堡是为了更有效地镇防“盗贼”。而对于民间来说，这种动荡的局面，也给一些大户之家提出了聚族自保的客观要求。于是，官行民效，于是，一些大姓宗族纷纷建起了防御性的“城”、“寨”等建筑。如：
上犹营前蔡氏，因其之富声名扬于外，而营前又处于地接遂川、崇义及湖南郴州、桂东的偏远山区；加之明中叶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交壤区常有饥民作乱，因而，蔡氏不得不考虑如何来保卫本宗族的生命财产问题。于是，明正德年间，九世祖岁贡元宝、元湘、元环等“因（营邑）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以藏奸，建议提督军门行县设立城池。爰纠族得银六千有奇，建筑外城。”（光绪十九年《上犹县志》艺文《营前蔡氏城记》）城初称蔡家城，因建于太傅营前，后习称营前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广东寇民李文彪等攻掠营前，知县吴镐又与生员蔡朝佾、朝璜等议保障之策，旋敛族得银七千余两重筑内城。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女垣二百八十七，周围三百四十四丈，自东抵西径一百一十三丈，南北如之。真是蔚为壮观，俨然一座大城堡！此时的蔡氏宗族，“同居营前城，庐舍鳞次，烟火千万家；丙夜书声彻闾里”（《蔡氏初届联修族谱·起渭公源流考》，）一派兴旺发达之景象。
上述官府的“司城”和民间的“城堡”，必然会对后来的围屋发生影响。从围屋的状貌看，大围两门、小围一门，这与司城也是一致的。变城楼为围屋角堡，变城墙和雉堞为围屋房间和*眼，这也是作为民居的围屋考虑经济实用、便于生活的结果。
山寨、村围的影响 赣南古代属边远山区，“山深林菁，易于藏奸”。自宋代以来，这里就有山寨、村围建筑。如南宋陈三*义，据“松梓山寨”与官府对抗。于都县银坑镇的“岳飞寨”，为南宋岳飞奉朝命率军赴虔州*周十隆起义时所垒，现为县文物保护单位。百姓为了避“寇乱”，也往往在村子附近山头垒寨。寇至举家避寨中，寇去则返村。至今赣南一些偏远乡村，尚能见到许多废弃的山寨。后来，为了更有利于保护生命财产，便出现了就村边砌墙垣的“村围”。所谓村围，即将整个村庄都包裹在内的围子，它与围屋的区别在于：围屋一般是由某一地主或富商独立设计建造的，因此，构造较精工，整体性能好，围内居民都是他的后裔。村围则往往是先已有一个同宗（也有不同宗姓的）的自然村，后因安全的需要，而聚众捐资出力做起的环村之围。因此，它的面积一般较大，平面多呈不规则形，围内建筑大多杂乱无章，炮楼、门楼根据需要而定。这种村围赣南几乎各县都有，盛行围屋的地方，同样也盛行村围，有的围屋还是在村围之内。较早的村围，如于都县葛坳乡澄江村围，其村围设东、西、南、北四门楼，现县博物馆将其西、南、北三门的门额铭石收藏，其中“北门”题名落款是宋末文天祥。
总之，围屋与赣南历史上的城堡、山寨和村围均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从山寨、村围、围屋三者的外形看，围屋显然脱胎于山寨、村围；而从安全便利来看，围屋显然优于村围，村围又优于山寨；从围屋的防御功能看，围屋又受到城堡建筑的强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