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6-09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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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12 15:00
1?医院附近不要吐口水。
2?等候的时候不要高声谈话。
3?有时上午看不完所有的病人,所以患者与陪伴人应带一天的粮食。
4?未经医生许可就在传教办事处住宿的人,不给药,还要下令离开。(这是因为有些患者闯进学童宿舍,抢去床位)
5?盛药的瓶罐一定要交还。
6?每月中旬从船来到,到开走的期间,除了急症外,不受理普通患者。(这是为了利用这段时间来写信,向欧洲订购药品)
史怀哲给人看病,从未想到向黑人要医药费。除了需要考虑医疗器材和药品外,还得常常为病患及陪伴人准备粮食。但有的土人并不珍视不劳而获的东西。为了使医院能够长久生存下去,也为了使土人学会感恩,学会对医院的珍视。于是他耐心地告诉他们,他们被救了,在诊所得到了善待,而欧洲的许多人则为此做出了牺牲,因此他们也应尽力为维持医院的生存做些事情。渐渐地,土人们懂得送谢礼来了。有的交了些钱,有的送来了东西,如鸡蛋、香蕉等。这些对医院的生存所需如杯水车薪,但大家更懂得爱护东西了,医院的秩序也渐渐建立起来。当然,对贫穷的人和老年人,他从不接受谢礼。
史怀哲是一位重视人类灵魂幸福的信仰家。他所致力的,与其说是改善土人的生活状态,更毋宁说是把正确的信仰教给他们,让他们从迷信中脱离出来。每逢礼拜,他都运用最简明易懂的话来讲道,他的心中充满挚情与喜乐。
然而,前行的路困难重重。在非洲设立殖民地的国家,其统治目的无外乎一个利字。从欧洲和美洲运来大批的白兰地的工厂制品,破坏当地人的生活和产业,使得当地人们大量失业。有的白人常常向黑人巧取豪夺、贪得无厌,使黑人对白人缺乏信任和尊敬。
史怀哲不是铁打的,他也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在一个孤寂的夜晚,他偶尔试弹巴黎*协会送给他的管风琴兼用的钢琴,给他消沉的情绪带来奇异的慰藉,使他整个地没入无可比拟的喜悦与陶醉之中。他还切实地体会到,唯有远离欧洲喧闹和功利的音乐会,不受任何干扰,才能体会到如此美妙的感觉。
1914年,由于健康问题以及经费的短缺,史怀哲和夫人准备回国一段时间。可就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到11月间,德籍的史怀哲夫妇成了法国的俘虏。医院也只好关门大吉。史怀哲倒因此有了宽裕的时间,能静下心来看书写作。他利用这个机会,思考和梳理了长久以来就放在心上的有关人类文明的问题。史怀哲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欧洲凭借发达的工业文明,控制和领导了世界。在亚洲、非洲建立殖民地,巧取豪夺,借此过上安逸生活。他们自我满足,只知享乐,醉生梦死,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精神失落了,耶稣所教的爱更是丧失殆尽,这样的社会是好的吗?
文明的进步应该是使人类更加幸福。所谓幸福绝不是靠物质能够满足的,人与社会能在道德方面向上,才能称为进步。
而当前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飞跃进步,炫惑了人类心智,人们只知追求物质的*,一般人不说,连诗人、思想家、哲学家——这些人类的良知,也都浑忘道德的价值。人类受物质控制,最终使人类受到不幸。这样下去,人类岂不是只有自取灭亡吗?
从19世纪中叶起,理想不再来自理性,而是来自现实,我们因此也日益陷入无文化和无人道之中。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也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现代人已不再有思考和实现一切进步理想的动力。人们已经对现实做出了广泛的妥协。这一切都是非常可怕的,人类可能由此将万劫不复。
史怀哲一生反对任何暴力与侵略,他极力倡导尊重生命的理念。史怀哲深信渴望生存,害怕毁灭和痛苦,是我们的一种本能,也是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的本能。作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我们应该尊重别人和别的生命,因为他们像我们自己一样,强烈的希冀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因此,无论是身体或心灵,任何对生命的破坏、干扰和毁灭都是坏的;而任何对生命的帮助,拯救,及有益生命成长和发展的都是好的。
在实践生活中,史怀哲认为每一个人在伤害到生命时,都必须自己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的。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花给他的牛吃,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却不应不小心地踢倒一棵路旁的小花。史怀哲相信宇宙间所有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致力于帮助别的生命时,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体验和宇宙间无数的生命合而为一。史怀哲一生发表了许多演说和文章反对战争及其对环境的破坏以及核子武器的发展,而他最有力的演说就是他用自己生命的身体力行。
1915年,史怀哲夫妇被遣返到欧洲的俘虏集中营,先后在多个俘虏营待过。最使俘虏难受的,是关久了,意志消沉,什么也不想做。史怀哲通过努力后被准许为病人看病,同时给予意志消沉的战俘精神上的鼓励,执笔《文明的哲学》。另外,他也能抛开眼前的烦恼,静下心来,用书桌的边沿当作钢琴的键盘,陶醉在想象的音乐之中。1918年7月,德法之间交换战俘,史怀哲夫妇得以回到故乡。
回到故乡后,虽然获得了市立医院助手以及教堂副牧师的职务,但人生的理想之路却迷雾重重,心中好不寂寞凄凉。远在非洲的医院不知何时能够重建,《文明的哲学》以及其他著作的出版渺然无期,以前向朋友和教会借的钱不知如何才能偿还,健康状况也不理想。即使如此,他依旧没有失去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默默地做着各种力所能及的爱的善行。
1919年圣诞节前,他忽然接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校长赛得布洛姆的来信,邀请他去讲授哲学。他的讲授空前地成功,“敬畏生命”的思想,引起了普遍的共鸣。赛氏马上建议他在瑞典各地开演讲会和演奏会,并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他除了讲哲学,也介绍在非洲的事业以及黑人的情形,无数听众被感动。很快,出版社找到了他,欧洲各国的演讲会和演奏会的邀请函也纷纷而至。他还清了所有债务,并有了资金为非洲的事业做准备。
1924年2月,史怀哲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妻子海伦因为健康情况不佳,所以这次不能同行。海伦处于这种状况下,却能够顾全大局,同意他再度到兰巴伦重新开始工作,史怀哲对海伦真是永远心存感激。这一次史怀哲在非洲待了三年半。1927年1月,把病人从旧医院移到新医院。到同年仲夏,又扩建了若干病房。现在这个医院,可容纳200个病人以及他们的陪伴者,病人的数目一般都在140~160个之间。现在,医院内部的必要设备都已完成,史怀哲因此可以将医院交给同事,而考虑回国的事。
1928年,法兰克福市把著名的“歌德奖”颁发给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在瑞士,经常有如下的文字出现在报纸的讣闻中:“谨遵故人遗志,敬请将所惠奠仪,一律改捐史怀哲博士在非洲兰巴伦的医院。”
史怀哲在纪念歌德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必须与我们自己及其他一切战斗,不为什么,只因现代是失去了人性的时代。歌德无分事物的轻重,皆以良心来奉献。一个人非以一个时代的社会为对象,而以人类本身或各个人为对象来思索——这都是超乎时代的。”
1929年12月,史怀哲第三次到达兰巴伦。刚到达的时候,一次严重的痢疾流行虽然快要过去,但余势仍然凶猛。这期间因为痢疾病患的病房太少,必须把附近安置精神病患的病房让给他们住,所以不得不再为精神病患盖新病房。凭过去累积的经验,新盖成的病房比旧有的更坚固,也更明亮更通风。完成这项建筑后,史怀哲又为严重的病人盖有个别床位的大病房,同时也需要盖一间用来储藏食物的仓库,在当地木匠——莫念札利的忠心协助下,这一切工作于一年之内完成了。
未来的30多年时间里,史怀哲十余次往返于欧洲与非洲。其大部分时间待在非洲的兰巴伦医院。
1953年10月13日,同在兰巴伦医院任医师的史怀哲的侄子在广播中得知伯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兴奋地去告诉伯父,史怀哲还以为侄子听错了。第二天,来自全球各地的贺电雪片般涌进兰巴伦医院,其中包括各国国王、总统等政要。正式的通知也到了。西德总统不但表示了对老博士的推崇,还以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主张“敬畏生命”且身体力行的人物,而表示无上的喜悦。新闻记者问史怀哲这笔奖金打算怎么用,“当然用在兰巴伦医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年度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还有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可是对于后者的得奖,世界许多国家发出反对之声,挪威的奥斯陆还有人散发传单表示严重的*。
1965年9月4日,史怀哲因病逝世。史怀哲把他53年的时间全部为非洲土人做了光荣的献祭。不论外界的阻力有多大,史怀哲决心用行动去证明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萌芽生根的。史怀哲终其一生,不但在非洲的丛林里留下一手创建的600多个床位的丛林医院,他在非洲的医疗服务更成为20世纪社会服务的一座标杆。
史怀哲有生之年,世界各国为其颁发的荣誉博士,多达50多个。各种勋章及荣誉,数不胜数。
今天,兰巴伦医院依然在年复一年为成千上万的人们带来健康和关爱。
今天,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史怀哲之友”联谊会,宣扬史怀哲的“敬畏生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