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代乐舞十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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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7 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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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二三四
时间：2022-05-27 11:25
白明达，中国隋唐间宫廷音乐家，龟兹人。隋炀帝时为乐正，颇得宠幸。隋亡入唐，高宗时犹在宫廷供奉。
白明达善作曲,《隋书·音乐志》载:“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炀帝赏识他的这些乐曲，曾表示要按曹妙达在北齐封王开府之例，予以厚禄。明达所创乐曲，至唐代尚有流传，如《泛龙舟》、《七夕相逢乐》；五代时的敦煌曲子词还有词调《斗百草》。
白明达作品中影响最大者是《春莺啭》，唐崔令钦《教坊记》云：“唐高宗晓音律，因风叶鸟声，晨坐闻之，命乐工白明达写之，遂有此曲。凡箜篌，大弦未尝鼓，唯作此曲，入鸟声即弹之。筝则移两柱向上，鸟声毕，入急，复移如旧也。”唐高宗闻早莺鸣声宛转，构成美妙旋律，随命白明达谱成曲子，又依曲编舞，故名。白明达是著名龟兹音乐家，所作乐曲可能有一定龟兹风格。
《春莺啭》舞蹈属软舞类。唐人张佑《春莺啭》诗有：“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描写宫中技艺最高的“内人”，表演《春莺啭》柔曼婉畅的歌声舞态。《春莺啭》的音乐与舞蹈，都可能有描写鸟声、鸟形的特点。类比飞鸟的舞蹈古已有之，它们是狩猎生活的反映，也有图腾崇拜的遗迹。
《春莺啭》曾传入朝鲜，《进馔仪轨》载：“春莺啭……设单席，舞妓一个，立于席上，进退旋转，不离席上而舞。”并绘有舞蹈场面图。一女舞者立方毯上而舞。日本雅乐舞蹈也有《春莺啭》，原由唐代传入日本，男子戴鸟冠而舞。其表演形式及风格，与唐代女子软舞不同，是日本民族化的雅乐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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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9 07:03
古代西域地处东西文化交流荟萃的要冲，是两河，地中海，北印度和中国中原四大文明交汇地和传播中介。西域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流行，各种外来文化奔涌而知，碰撞融合。隋唐之际，形成丰富多彩，特色浓郁，完备系统的西域乐舞。随着唐朝的兴盛和丝绸之路的畅兴，西域乐舞以其强劲的艺术魅力涌入中原，不仅给盛唐文艺注入新的丰富营养，在唐“十部乐”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相当数量。而且，西域乐舞，乐器，乐师遍布朝野热，备受欢迎，是唐代艺苑和民间文娱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并且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高峰——唐诗创作的重要素材，许多大诗人，大画家都有描述西域胡舞的名篇杰作面世，还有众多教坊诗歌佳作流传，使诗画歌舞相得益彰，相映成辉。西域乐舞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支璀璨的奇葩。
一、西域乐舞给盛唐文艺注入新的丰富营养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称誉。中国音乐自周朝至隋唐经历日臻成熟的发展期，达到鼎盛的高峰。唐代音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汉魏以来东雅乐，是为帝王*的庙堂乐章，结构板中，旋律较少变化；二是六朝清乐，主题是相和大曲与江南的吴声俚曲，较雅乐活泼新鲜，只是情调较为单一软媚，囿于男女情爱，大部分已散失不传；三则是隋唐新兴的燕乐 , 它是广泛吸收边塞、西域（含中亚，印度等地）乐曲和中原原有乐曲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乐曲系统，较之雅乐，清乐，燕乐丰富多彩，面貌繁盛，情调丰富，旋律节奏灵活多变。
隋朝把各代各民族乐舞交融互滋的散珠碎玉，用九部乐的形式归入宫廷燕乐系统，为唐代乐舞发展奠定基础。唐代燕乐乐曲之名，载于崔令钦《教坊记》的，大曲凡 46 种，杂曲凡 278 种。其中来自西域的乐舞有《龟兹乐舞》、《醉浑脱》、《菩萨蛮》、《南天竺》、《望日婆罗门》、《苏幕遮》、《柘枝引》、《穆护子》、《西国朝天》等。来自中国西部、深受西域乐舞影响的有《北庭子》、《甘州子》、《酒泉子》、《沙碛子》、《镇西乐》、《西河剑器》、《赞普子》、《蕃将子》、《胡渭川》、《定西蕃》、《伊州》、《凉州》等。由此可见西域乐舞对唐代文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唐代歌舞一般分为“健舞”和“软舞”两大类。在中国史书上亦有武舞与文舞之称谓。《霓裳羽衣舞》被赞为唐代歌舞的顶峰，属于软舞。溯其本源，舞曲的主体部分系唐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杨敬述所进。西凉府为今甘肃武威，距西域很近，《霓裳羽衣》受西域乐舞影响很大，所以有些学者径直称其源于西域。当然也不可否认，该曲石油印度佛曲《婆罗门》改变而来，具有印度乐舞艺术的营养。杨贵妃是首先将乐曲编为舞蹈的人，她的绝妙舞姿和许多诗人的咏叹，使得《霓裳羽衣》享有盛誉，历久不衰。《霓裳羽衣》无论音乐、舞服、舞姿均是外来文化与固有传统溶于一炉。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开放性，中华民族的文华史上充满了对外来文化的输入、分解吸收与融合，它也有力地证明了西域乐舞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秦王破阵》属于健舞，即武舞，用来摹拟战阵的动作。因李世民即皇帝位前为秦王，此乐舞是歌颂唐太宗的武功的。它的音乐曲调受西域影响很深，所以《旧唐书·音乐志》介绍说：“秦王破阵乐舞杂以龟兹之声，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发扬蹈历，声韵慷慨。”《秦王破阵》富有浓重的战斗气息和雄壮气势，由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而舞，进退节奏，战斗击刺，都合着歌唱的拍节，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气势最壮阔的西域乐舞。
《霓裳羽衣》和《秦王破阵》这两大巨著，都是在西域乐舞的影响下中原加工发展而成，属西域与中原合壁之作，至于由西域直接传入中原的乐舞，那就更多了，如《春莺啭》、《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马舞》等都是。
二、西域乐舞风靡盛唐朝野
西域乐舞是唐代大行于艺坛、民间的新音。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论及唐乐道：“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今胡部者为“燕乐”。”可见此时雅乐日益衰退，清乐也丧失原有地位，燕乐成为乐坛主流。燕乐是中国音乐史上又一个高峰。堂开元、天宝年间，西乐大行的局面达到极盛。任半塘《唐声诗》说：“开元后，胡部新乐益彰，华夏旧声已绌。”《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卷之曲。”《新唐书·舆服志》也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西域乐舞不仅在宫廷乐曲中升入坐部伎，而且“流行乐府，侵渍人心”，渗入朝野里巷，其影响已“不可复浣涤矣”。
唐初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备，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其中除燕乐、清乐、高丽乐外，其余全是西域音乐。此外，设于乐署而未列入十部的西域乐还有于阗乐、悦般乐和伊州乐等。
盛唐不只宫廷选用西域乐，民间也极为喜爱西域乐舞。如传自康国，急转如风的“胡旋舞”；得自石国，敏捷激跃的“胡腾舞”、源于恒罗斯，轻柔如仙子的“柘枝舞”；始自康国，经龟兹传入，尽情狂欢的“乞寒舞”；由西域传来，欢庆喜庆活动的“狮子舞”；表演上山打虎复仇故事的“钵头舞”等等。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是贵戚富豪和庶民百姓同喜共悦的娱乐活动，天宝末年，长安等地人人争学“胡旋舞”，成为一时风尚。白居易有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唐朝举国上下喜好乐舞，率兵出征的将军和执节使臣归京除带来奇珍异宝外，还常常以带回或学会西域乐舞为荣。名将封常清奉命西征，在西域轮台学会当地乐舞，加工后称“轮台舞”。班师回京后“轮台舞”便在长安流行一时，传为佳话。此乐舞后随遣唐史远播东瀛，深受日本贵庶喜爱而保留至今。
唐代西域乐器演奏也受到推崇。唐玄宗时出现“太常四部乐”，即胡部、龟兹部、大鼓部、鼓笛部。各部乐器有，胡部：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筚篥、拍板、方响、铜钹；龟兹部：羯鼓、腰鼓、鸡篓鼓、笛、筚篥、箫、拍板、方响、铜钹；大鼓部：大鼓；鼓笛部：笛、杖鼓、拍鼓。西域传入的乐器在四部乐中占重要地位。来自西域的乐师也深受欢迎。唐代载入史籍的著名西域音乐家有龟兹音乐家白明达、疏勒琵琶高手裴神符等几十人。此外还有许多西域乐工、舞伎、歌手在教坊、梨园供职。“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至于远涉中原流落民间者人数必更众多。西域音乐家影响最大的是来自龟兹世家的苏袛婆，他精音律，善弹琵琶，将龟兹音乐中的“五旦七调”的乐理体系传授至中原，直接推动音乐变革和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形成。此外白明达曾任掌管乐舞的官职“乐正”。西域乐舞人才为中原文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域乐舞的盛行，内因是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外因则是唐朝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唐太宗以开明恢廓的风度，引入崇好胡乐舞。使得西域各国纷纷朝贡，竞相赠献乐师、胡伎。唐高宗命白明达写成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乐舞《春莺啭》。唐玄宗练习打西域羯鼓，敲坏的鼓槌就有四柜子。杨贵妃、安禄山、贵戚武廷秀善爱《胡旋舞》、才引导整个长安城纷纷效仿。龟兹乐曲在宫廷还作打球竞赛胜者的奖品。王建《宫调》：“对御难争第一等，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宫廷提倡自然开风气之先。
三、诗画乐舞交融益彰
西域乐舞盛行与唐代整体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唐诗的发展，与西域乐舞的传播流行有巨大的互动作用。西域乐舞流播中土最初有声而无辞，其后逐渐赢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唐代近体诗勃兴，乐工歌手们便将诗人之作填入曲中歌唱。至盛唐诗歌与唐诗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碧鸡漫志》说：“前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当时诗人们以自己的诗作能为伶伎们传唱而自豪，伶伎们也以能填唱著名诗人的佳作为荣幸。伶伎的歌咏和诗文之互赠成为诗歌传送的两条并行的主渠道。通常诗文互赠在文人墨客仕林圈中品味系内循环；而诗歌传唱则最快捷地流向社会民间乃外辐射。故后者对诗歌的审美鉴赏和远播更具有实效性和广泛性。岑仲勉《隋唐史》认为：“遇着西方乐谱大量涌入，有调而无词，一般诗家既昧于音律，弗能适应潮流，而田野作品又被 阶级视为粗鄙之音，为急于实用，就不能不取较短之曲，迁就流行之诗篇，此开天间七绝、五绝所以成为歌诗原因，行之稍久，或渐推及律诗。”可见西域乐舞对唐诗创作演进的影响。当然，如果没有唐之五、七绝句和律诗为有声无辞的西域乐舞充入优美高雅、深邃感人的意境和情景，西域乐舞的流行也是颇不容易的。
唐代西域乐舞不仅为文人学士欣赏爱好，而且以多姿多彩、新奇绚丽成为诗人的创作素材和描述对象。以往西域乐舞题材的诗篇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中国唐诗分类鉴赏集成》和文学史专著按题材将全唐诗分为 55 部、 227 门、 1175 类。虽有边塞诗类，但仅限于边塞风情、战争苦难、征夫哀怨等，而西域乐舞诗则未列有专类。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有 50 余位诗人，创作了描述或涉及西域乐舞的诗词达百余首之多。仅为婀娜轻柔的“柘枝舞”赋诗的就有刘禹锡、白居易、张佑、薛能、刘梦德、卢肇、张孝标、沈亚之等多位诗人。他们分别以舞姿妙音，盛况奇观，服饰器乐等多种观感，雕琢出串串琼花珠翠。刘禹锡感叹表演传神迷人：“体轻似无骨，观者耸耸神，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白居易云：“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对艺人粉面轻回、秋波横转、妩媚可人留下难忘印象。在唐诗中描述观歌舞、奏胡乐、闻羌笛、弹琵琶，弄箜篌，吹筚篥，以歌忆旧送答的诗作比比皆是，难以胜数。西域乐舞诗在文坛上具有相当数量和一定地位。
唐代西域乐舞盛行，也成为美术创作的素材和表达艺术想象力德载体。而西域乐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括：（ 1 ）宗教寺庙洞窟壁画、彩塑、浮雕；（ 2 ）传世的绘画；（ 3 ）殿宇、宅院、公庭、驿廨、墓室的壁画。中国佛教洞窟星罗棋布于中原各地及丝绸之路，其中以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及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伯孜里克千佛洞最富盛名。这些洞窟都有琳琅满目、美轮美奂的壁画，大都是与西域乐舞有关的舞蹈形象。在窟中顶，龛楣飞舞翱翔的飞天，在天宫凭栏演奏舞蹈的伎乐天，在供养人中的舞人，无不具有西域特色。莫高窟 148 窟“东方药师变”大型经变壁画再现了宫廷与民间流行的西域乐舞。画面中有舞伎起舞，乐队排列两边。所奏乐器基本是西域器乐。如琵琶、阮咸、筚篥、唢呐、羌笛、羯鼓，及中原早已失传的箜篌。舞伎的舞姿既优美又合理，是当时“胡旋”、“胡腾”等舞蹈的真实表现。莫高窟第 112 窟“西方争土变”，著名的反弹琵琶舞，身段躯肢多呈“ S ”型翻转，以及弹指、撼首、、弄目等都充分表现了西域乐舞的鲜明特色。可谓再现龟兹舞蹈的“活化石”。
西域乐舞是神州艺坛上的一枚瑰宝，她推动盛唐文化的发展，并逐步汇入中华艺术洪流。她以那如行云流水的音乐，凤仪雀屏的舞蹈，余音绕梁的歌声，在中华民族艺术汗青上留下浓书重笔。她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穿透悠久遥远的时空烟云，至今仍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