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吃梨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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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15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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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6 14:50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6 14:51
面对这一系列的苦难，你是束手无策地哀叹，还是积极想发设法的去解决。规避问题与逃避痛苦的取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自己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苦难，才能使心灵变得健康。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
自律可以包括哪些技巧呢？简单的说所谓自律就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主要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持平衡
一，推迟满足感
不久前，一位30岁的财务分析师请求我的帮助，她想纠正在最近几个月里，总是拖延工作的恶习。我们探讨了她对老板的看法，老板对她的态度；她对权威的认识以及她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也谈到她对工作与成就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其婚姻观、性别观的影响；她同丈夫和同事竞争的愿望，以及竞争带给她的恐惧感。尽管一再努力，但这种常规心理分析和治疗，并未触及问题的症结。终于有一天，我们进入久被忽略的一个领域，才使治疗出现了转机。
“你喜欢吃蛋糕吗？”我问。
她回答说喜欢。
“你更喜欢吃蛋糕，”我接着问，“还是蛋糕上涂抹的奶油？”
她兴奋地说：“啊，当然是奶油啦！”
“那么，你通常是怎么吃蛋糕的呢？”我接着又问。
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心理医生了。
她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吗，我通常先吃完奶油，然后才吃蛋糕的。”
就这样，我们从吃蛋糕的习惯出发，重新讨论她对待工作的态度。正如我预料的，在上班第一个钟头，她总是把容易和喜欢做的工作先完成，而在剩下六个钟头里，她就尽量规避棘手的差事。我建议她从现在开始，在上班第一个钟头，要先去解决那些麻烦的差事，在剩下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会变得相对轻松。考虑到她学的是财务管理，我就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按一天工作七个钟头计算，一个钟头的痛苦，加上六个钟头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钟头的幸福，加上六个钟头的痛苦划算。她完全同意这样的计算方法，而且坚决照此执行，不久就彻底克服了拖延工作的坏毛病。
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二，承担责任
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指望别人解决，也不是聪明的做法。惟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是别人拖累了我，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
“图书馆距离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我的熟人住在*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