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坎坷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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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7-05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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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南明大臣，抗清名将，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围困扬州，他拒降固守，城破被俘，不屈牺牲。副将史德威寻遍遗骸不得，遂葬其衣冠于梅花岭下，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修墓并增建祠堂。
恩师知遇 饱学成才
史可法的祖先史应元、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对他自幼寄望极殷，虽家境贫寒，他仍苦学不辍。明天启元年(1621)冬，19岁的史可法独身赶往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应试，寄宿于大兴县郊一所古寺中。时任京畿视学的名臣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到大兴县微服私访，因避风雪进入这座古寺。见一书生伏案而卧，案上放着刚写成的一篇文稿。左光斗拿起一读，非常赞赏他的志略和刻苦精神，再看书生衣衫单薄，熟寐不醒，心知苦读劳累。左光斗怕他感受风寒，便把自己的貂裘脱下来，盖在熟睡的史可法身上，掩门而去。出来问寺僧，方知书生名叫史可法，留下深刻印象。20岁时史可法在府中会考，左光斗选拔他为北直隶八府之冠，而且怜他家贫，收作弟子，留于馆署。此后，他愈加刻厉不懈，发愤苦学，饱受恩师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左光斗在公务之暇，常与他交谈时事，辩论古今，看出其宏大抱负和超凡才略，认为：“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天启五年(1625年)，左光斗受到魏忠贤阉党的诬陷，下了东厂监狱，一时京中人士避祸惶惶，噤若寒蝉。史可法不顾可能受到的残酷*，从早到晚在狱门外等待，却苦于无法入狱探望恩师。不久得知左光斗受了炮烙酷刑，早晚将死，更忧心如焚，千方百计筹集了50两白银，痛哭着跟狱卒协商，使狱卒深受感动，方能化装进狱探视。史可法乍看到恩师席地倚墙而坐，面目焦烂难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忍不住跪下，膝行到左身前，悲痛交加，呜咽哭泣，左光斗虽睁不开眼，却能辨识出声音，为爱惜人才，不愿史可法受连累，克制着似同父子之情，怒斥史可法速去。史可法只得忍痛挥泪而别。从此，史可法由起初只是感激左光斗的知遇之恩，发展到深思如何为官、为国。他深感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主要出于期望家道之复昌，而恩师左光斗的尽心栽培，却是欲使之作“志事”、“支柱”、“天下事”，成为国家栋梁。相比之下，左光斗的学识、品格、气节和博大的胸襟，使史可法由衷钦敬，刻骨铭心。他常常对人“流涕述其事”，并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可以说，史可法后来受人称颂的政绩，和死守扬州所表现的崇高的民族气节，是左光斗给了他十分重大的影响，左光斗对塑史可法的精神品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cchere.com 西西河 foundera]
国难当先 为官清廉
明崇祯元年(1628)，27岁的史可法中了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此后历任右参议、右佥都御史、风庐道。其间，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立场的支配，*过农民起义。但史可法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勤政爱民，关心人民疾苦，确实做过不少有益于民有补于国的善举。如天府六安后，他“不烦公帑，不括民资”，曾“捐俸筑城”。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年，六安发生蝗灾瘟疫，粮价飞涨。史可法下令“平粜”，设粥厂9 处，赈济灾民，并上表朝廷，求免田赋。因此在六安“孺子妇人无不见公之真，勇人悍卒无不怀公之德”。崇祯十二年，清兵乘虚入关南下，史可法亲督2000官兵驰援京城。崇祯十四年，清兵又至，史可法驻兵黄河边，严阵以待，迫使清兵慑而退去。显示了史可法尽忠职守并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崇祯十六年(1643)，史可法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他见南京文恬武嬉，军营空额很多，于是上疏提出选练南兵等方略，为崇祯帝所赞许，命他整饬营务。这不免触犯吃空额的将校的利益，使他们感到怨愤。这时继妻杨氏因为他还没有儿子，劝他娶妾，他叹息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只过继堂弟史可程的儿子沼青为嗣。次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率领下攻克北京，明思宗走投无路，在三月十九日自缢于北京煤山(今景山公园内)。四月初，史可法方闻恶讯，痛彻肺腑，立即会同户部尚书高弘图、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詹事姜曰广等人，“誓告天地，驰檄勤王”。清兵在吴三桂勾引之下，打着明朝“除暴安民，替明君雪耻”的幌子，在击败李自成以后，便向明朝属地长驱直入，形势急转直下。史可法亦由“联清灭寇”的主张，改变为“御敌灭寇”，毅然走上了抗清复明的道路。当时崇祯皇帝的太子及永、定二王下落不明，存亡未卜，惠王、桂王道远难至，而福王、潞王、周世孙“各避贼舟次”，这就出现了“立贤”、“立亲”之争。姜曰广起初属意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是神宗之孙、光宗之侄、思宗崇祯之兄，较潞王为亲；史可法等主张立潞王朱常方，他是神宗之侄，“昭穆不远，贤明可立”。他们认为福王“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有“七不可立”。姜曰广等于是改变了初衷。后来，南京文武大臣集于中军都督魏国公徐智能基府议推戴及*农民军等事宜时，拥有重兵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只因座中主立潞王者多，马士英便见风使舵，作暂让步。不久，“葛衣角巾，旧枕敞衾，子影空囊”的福王，与常应俊数人，随一叶小舟，流离飘泊到淮安。马士英闻讯，暗中派人寻之，把福王接至凤阳马士英处，同时拉拢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大造“凤督定策立福王”之论。史可法对马士英的反复无常，很为不满，写信予以斥责，重申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阴险狡诈的马士英新提重兵，分乘1200艘兵船，护送福王至南京，以武力威*群臣拥立福王。马士英以“拥戴福王”之功入阁以后，一面培植私党，重用阉党余孽阮大铖等人，一面拚命排挤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诸大臣。他把史可法等人心存芥蒂。《青磷屑》中载有：“士英入参机务，可法动受其制，不得已而出”。[cchere.com 西西河 foundera]
江北督师 步履艰难
南明朝昏君奸臣们沉醉声色，排斥异己，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骄兵悍将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面对清兵南下，各地守军或望风而逃，或争先迎降，甚至“为王前击”的紧急局势，史可法一帜独耀，时刻以抗强虏收复国土为己任，虽被朝廷排挤，丧失兵部尚书实权，仍自愿督师江北，并决心驻守扬州，以身殉国。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十五日，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次日，史可法*奏请到扬州督师，当然得准。时史可法虽挂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衔，而实际上，弘光帝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十八日史可法出京，月底抵达扬州。其时在抗清战略中，史可法奏准于江北设四镇：封总兵官刘泽清为东平伯，辖淮海，驻于淮北，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封总兵官刘良佐为广昌伯，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带招讨事。史可法以为，有此“实战实守之计，御于门庭之外，以贻堂奥之安，则中兴大业，即在于此矣”。可是事实远非如他想像的那么顺利，一到扬州，史可法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新的矛盾之中，举措至为艰难。江北四镇同马士英早有勾结，多方笼络，故四镇虽受封爵，却都没有按命在指定的地方驻防。而且，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名为官兵，实胜盗匪，且各怀鬼胎，混水摸鱼，趋利若鹜，总想伺机吞并别镇，因此，磨擦时有发生。对于繁华富庶的扬州，四镇无不垂涎。高杰抢在黄得功的前头赶到扬州城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气势汹汹的企图屯驻扬州。巡抚黄家瑞等，率民团拒守，互相对峙已一个多月。史可法是在这到处断壁残垣、田园尽皆荒芜、内战已乱的情况下，带了刘肇荃等将领，只率本部3000人马而进驻扬州的。一到扬州，史可法立即着手调解上述矛盾。先差人飞骑发文书给黄得功和二刘，宣谕军令，又请督饷的万元吉好言抚慰，情词恳切，使四镇间矛盾暂缓。随后，史可法亲赴高杰兵营，以大义斥之。高杰十分蛮横，反要求严惩扬州官兵，遭到史可法的断然拒绝。高杰恼羞成怒，悍然扣留史可法，软禁于福缘庵中，派新兵手执利刀，环守四周。史可法始终毫无惧色，日日以大义劝谕高杰。史可法的为国分忧，首先感动了在暗中注视的高妻邢氏，邢氏明晓大义，常劝高杰。高杰本已渐为史可法的精诚感化，再经邢氏说促，终于表示愿意俯首听命。由于江北四镇的调停，加之总兵刘肇基指挥得法，迅速收复了宿迁，*使清兵撤去邳州之围，暂收敛南侵的锋芒。但是，因朝廷日趋*，史可法的困难仍在日益加重。不但战胜无奖，连正常的粮饷亦被马、阮扣发，抗清之军成为“不食之卒”。而弘光帝却在南京“渔幼女，饮火酒，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是时，马士英将阮大铖、钱谦益拉进阁中，重用私党，朝歌夜弦，纵情朝夕。刘守周、高弘图、姜曰广诸贤先后遭斥，*告退。是时，朝廷纲纪混乱不堪，马士英等实际已篡夺弘光朝的大权。史可法忧愤填膺，曾上呈奏疏，痛切陈言：大变之初，黔黎洒泣，绅士悲歌，痛愤相乘，犹有朝气；今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屡得北来塘报，皆言清必南窥。水则广调唬船，陆则分布精锐，黄河以北，悉为清有，而我河上之防，反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宗社安危，决于此日。我即卑宫菲食，尝胆卧薪，枕戈待旦，破釜沉舟，尚恐无救于事。以臣观庙堂之作用，与百执事之经营，有未尽然者，......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南明政权*已透，此奏章自然无济于事，由此却表现了史可法强烈*忧患意识和步履艰难的处境。 [cchere.com 西西河 foundera]
被困孤城 殉国扬州
史可法苦苦支撑江北，但不久又发生两个重大的变故，造成了极为棘手的严重局面：其一是，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虽凶悍桀骜，而尚有朴直憨厚之处，一旦心服，能尽心效力。他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史可法从而失去了进攻河南的膀臂，而且江北也难以巩固，防御范围渐渐紧缩到孤城扬州。大局已岌岌可危；其二是，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七八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据理力争，无奈马士英要弘光帝下书“切责”，只得率师应命。兵至燕子矶，闻左良玉病故，其子左梦庚兵败而降清之讯，而其是，一路清兵乘虚渡淮，直取毫州，击破盱贻，急速东进。豫王多铎亲率另一路10多万清兵，由叛将许定国领路，攻占了淮安、泗州，迅即向扬州猛扑过来。史可法立即疾驰扬州，发布文告，加固城防，力图使惶乱不堪的人心安定，同时以“血书寸纸，驰诣兵部，代题请救”，又檄如治下将领，火速以兵援扬。可是窃据兵部尚书的阮大铖，根本“不应”，黄得功因击左兵而远在芜湖，二刘正暗中与清联络，只有奉史可法之命驻守白洋河的都督刘肇基率所部4000兵赶到扬州，合计一万几千人，面对清兵的10万之众相距实在太远了。由于史可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坚持“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亲自守卫最难守的城西北角，深得将士爱戴，所以能较好地指挥孤军坚守扬州。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写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尽管如此，围攻扬州的多铎，仍想诱降，妄想利用史可法在南明的威望，兵不血刃收取江南。所以先后派降将李遇春等人，多次致书招降。而史可法不置一眼，当众焚毁来书，扬州军民深受感动，虽势簿力单，却群情激奋，誓死守城，并且往往“簿有斩获”。多铎连日攻城不下，又因四郊农民坚壁清野，担心孤军深入或有不测之变，曾想从扬州退兵。多铎这种顾虑早有所思，当徐州分兵南下时，经过拈阄由他攻打扬州，曾与妻儿抱头痛哭，说是“与史可法交锋，定是凶多吉少”。就在他迟疑不前的时候，降将李栖凤、高歧凤尽告以城中虚实，许定国也力言“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多铎才留下来继续攻城。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四日，清兵以“红衣大炮”若干，轰击城内，城堞轰塌，史可法即率兵民填修，终因力量悬殊，而退守旧城。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诱降：“若好让城，不戮一人。”史可法丝毫不为所动，决心以身殉国。终于在二十五日，清兵猝起攻杀，扬州地方为所破。史可法见势已去，欲拔刀自刎，被一参将阻止，护持而行。至小东门，见军民遭清兵屠戮，即挺身而出，大呼“我史督师也，万事一人当之，不累满城百姓。”于是被捕。多铎仍礼待劝降，史可法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从容就义，年仅44岁。残酷的清豫王多铎，下令屠城10日之久，几十万扬州民众被残杀，造成扬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案，也是扬州人民最为英勇而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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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5 02:58
恩师知遇 饱学成才
史可法的祖先史应元、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对他自幼寄望极殷，虽家境贫寒，他仍苦学不辍。明天启元年(1621)冬，19岁的史可法独身赶往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应试，寄宿于大兴县郊一所古寺中。时任京畿视学的名臣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到大兴县微服私访，因避风雪进入这座古寺。见一书生伏案而卧，案上放着刚写成的一篇文稿。左光斗拿起一读，非常赞赏他的志略和刻苦精神，再看书生衣衫单薄，熟寐不醒，心知苦读劳累。左光斗怕他感受风寒，便把自己的貂裘脱下来，盖在熟睡的史可法身上，掩门而去。出来问寺僧，方知书生名叫史可法，留下深刻印象。20岁时史可法在府中会考，左光斗选拔他为北直隶八府之冠，而且怜他家贫，收作弟子，留于馆署。此后，他愈加刻厉不懈，发愤苦学，饱受恩师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左光斗在公务之暇，常与他交谈时事，辩论古今，看出其宏大抱负和超凡才略，认为：“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天启五年(1625年)，左光斗受到魏忠贤阉党的诬陷，下了东厂监狱，一时京中人士避祸惶惶，噤若寒蝉。史可法不顾可能受到的残酷*，从早到晚在狱门外等待，却苦于无法入狱探望恩师。不久得知左光斗受了炮烙酷刑，早晚将死，更忧心如焚，千方百计筹集了50两白银，痛哭着跟狱卒协商，使狱卒深受感动，方能化装进狱探视。史可法乍看到恩师席地倚墙而坐，面目焦烂难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忍不住跪下，膝行到左身前，悲痛交加，呜咽哭泣，左光斗虽睁不开眼，却能辨识出声音，为爱惜人才，不愿史可法受连累，克制着似同父子之情，怒斥史可法速去。史可法只得忍痛挥泪而别。从此，史可法由起初只是感激左光斗的知遇之恩，发展到深思如何为官、为国。他深感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主要出于期望家道之复昌，而恩师左光斗的尽心栽培，却是欲使之作“志事”、“支柱”、“天下事”，成为国家栋梁。相比之下，左光斗的学识、品格、气节和博大的胸襟，使史可法由衷钦敬，刻骨铭心。他常常对人“流涕述其事”，并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可以说，史可法后来受人称颂的政绩，和死守扬州所表现的崇高的民族气节，是左光斗给了他十分重大的影响，左光斗对塑史可法的精神品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cchere.com 西西河 foundera]
国难当先 为官清廉
明崇祯元年(1628)，27岁的史可法中了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此后历任右参议、右佥都御史、风庐道。其间，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立场的支配，*过农民起义。但史可法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勤政爱民，关心人民疾苦，确实做过不少有益于民有补于国的善举。如天府六安后，他“不烦公帑，不括民资”，曾“捐俸筑城”。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年，六安发生蝗灾瘟疫，粮价飞涨。史可法下令“平粜”，设粥厂9 处，赈济灾民，并上表朝廷，求免田赋。因此在六安“孺子妇人无不见公之真，勇人悍卒无不怀公之德”。崇祯十二年，清兵乘虚入关南下，史可法亲督2000官兵驰援京城。崇祯十四年，清兵又至，史可法驻兵黄河边，严阵以待，迫使清兵慑而退去。显示了史可法尽忠职守并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崇祯十六年(1643)，史可法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他见南京文恬武嬉，军营空额很多，于是上疏提出选练南兵等方略，为崇祯帝所赞许，命他整饬营务。这不免触犯吃空额的将校的利益，使他们感到怨愤。这时继妻杨氏因为他还没有儿子，劝他娶妾，他叹息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只过继堂弟史可程的儿子沼青为嗣。次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率领下攻克北京，明思宗走投无路，在三月十九日自缢于北京煤山(今景山公园内)。四月初，史可法方闻恶讯，痛彻肺腑，立即会同户部尚书高弘图、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詹事姜曰广等人，“誓告天地，驰檄勤王”。清兵在吴三桂勾引之下，打着明朝“除暴安民，替明君雪耻”的幌子，在击败李自成以后，便向明朝属地长驱直入，形势急转直下。史可法亦由“联清灭寇”的主张，改变为“御敌灭寇”，毅然走上了抗清复明的道路。当时崇祯皇帝的太子及永、定二王下落不明，存亡未卜，惠王、桂王道远难至，而福王、潞王、周世孙“各避贼舟次”，这就出现了“立贤”、“立亲”之争。姜曰广起初属意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是神宗之孙、光宗之侄、思宗崇祯之兄，较潞王为亲；史可法等主张立潞王朱常方，他是神宗之侄，“昭穆不远，贤明可立”。他们认为福王“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有“七不可立”。姜曰广等于是改变了初衷。后来，南京文武大臣集于中军都督魏国公徐智能基府议推戴及*农民军等事宜时，拥有重兵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只因座中主立潞王者多，马士英便见风使舵，作暂让步。不久，“葛衣角巾，旧枕敞衾，子影空囊”的福王，与常应俊数人，随一叶小舟，流离飘泊到淮安。马士英闻讯，暗中派人寻之，把福王接至凤阳马士英处，同时拉拢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大造“凤督定策立福王”之论。史可法对马士英的反复无常，很为不满，写信予以斥责，重申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阴险狡诈的马士英新提重兵，分乘1200艘兵船，护送福王至南京，以武力威*群臣拥立福王。马士英以“拥戴福王”之功入阁以后，一面培植私党，重用阉党余孽阮大铖等人，一面拚命排挤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诸大臣。他把史可法等人心存芥蒂。《青磷屑》中载有：“士英入参机务，可法动受其制，不得已而出”。[cchere.com 西西河 foundera]
江北督师 步履艰难
南明朝昏君奸臣们沉醉声色，排斥异己，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骄兵悍将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面对清兵南下，各地守军或望风而逃，或争先迎降，甚至“为王前击”的紧急局势，史可法一帜独耀，时刻以抗强虏收复国土为己任，虽被朝廷排挤，丧失兵部尚书实权，仍自愿督师江北，并决心驻守扬州，以身殉国。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十五日，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次日，史可法*奏请到扬州督师，当然得准。时史可法虽挂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衔，而实际上，弘光帝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十八日史可法出京，月底抵达扬州。其时在抗清战略中，史可法奏准于江北设四镇：封总兵官刘泽清为东平伯，辖淮海，驻于淮北，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封总兵官刘良佐为广昌伯，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带招讨事。史可法以为，有此“实战实守之计，御于门庭之外，以贻堂奥之安，则中兴大业，即在于此矣”。可是事实远非如他想像的那么顺利，一到扬州，史可法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新的矛盾之中，举措至为艰难。江北四镇同马士英早有勾结，多方笼络，故四镇虽受封爵，却都没有按命在指定的地方驻防。而且，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名为官兵，实胜盗匪，且各怀鬼胎，混水摸鱼，趋利若鹜，总想伺机吞并别镇，因此，磨擦时有发生。对于繁华富庶的扬州，四镇无不垂涎。高杰抢在黄得功的前头赶到扬州城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气势汹汹的企图屯驻扬州。巡抚黄家瑞等，率民团拒守，互相对峙已一个多月。史可法是在这到处断壁残垣、田园尽皆荒芜、内战已乱的情况下，带了刘肇荃等将领，只率本部3000人马而进驻扬州的。一到扬州，史可法立即着手调解上述矛盾。先差人飞骑发文书给黄得功和二刘，宣谕军令，又请督饷的万元吉好言抚慰，情词恳切，使四镇间矛盾暂缓。随后，史可法亲赴高杰兵营，以大义斥之。高杰十分蛮横，反要求严惩扬州官兵，遭到史可法的断然拒绝。高杰恼羞成怒，悍然扣留史可法，软禁于福缘庵中，派新兵手执利刀，环守四周。史可法始终毫无惧色，日日以大义劝谕高杰。史可法的为国分忧，首先感动了在暗中注视的高妻邢氏，邢氏明晓大义，常劝高杰。高杰本已渐为史可法的精诚感化，再经邢氏说促，终于表示愿意俯首听命。由于江北四镇的调停，加之总兵刘肇基指挥得法，迅速收复了宿迁，*使清兵撤去邳州之围，暂收敛南侵的锋芒。但是，因朝廷日趋*，史可法的困难仍在日益加重。不但战胜无奖，连正常的粮饷亦被马、阮扣发，抗清之军成为“不食之卒”。而弘光帝却在南京“渔幼女，饮火酒，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是时，马士英将阮大铖、钱谦益拉进阁中，重用私党，朝歌夜弦，纵情朝夕。刘守周、高弘图、姜曰广诸贤先后遭斥，*告退。是时，朝廷纲纪混乱不堪，马士英等实际已篡夺弘光朝的大权。史可法忧愤填膺，曾上呈奏疏，痛切陈言：大变之初，黔黎洒泣，绅士悲歌，痛愤相乘，犹有朝气；今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屡得北来塘报，皆言清必南窥。水则广调唬船，陆则分布精锐，黄河以北，悉为清有，而我河上之防，反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宗社安危，决于此日。我即卑宫菲食，尝胆卧薪，枕戈待旦，破釜沉舟，尚恐无救于事。以臣观庙堂之作用，与百执事之经营，有未尽然者，......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南明政权*已透，此奏章自然无济于事，由此却表现了史可法强烈*忧患意识和步履艰难的处境。 [cchere.com 西西河 foundera]
被困孤城 殉国扬州
史可法苦苦支撑江北，但不久又发生两个重大的变故，造成了极为棘手的严重局面：其一是，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虽凶悍桀骜，而尚有朴直憨厚之处，一旦心服，能尽心效力。他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史可法从而失去了进攻河南的膀臂，而且江北也难以巩固，防御范围渐渐紧缩到孤城扬州。大局已岌岌可危；其二是，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七八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据理力争，无奈马士英要弘光帝下书“切责”，只得率师应命。兵至燕子矶，闻左良玉病故，其子左梦庚兵败而降清之讯，而其是，一路清兵乘虚渡淮，直取毫州，击破盱贻，急速东进。豫王多铎亲率另一路10多万清兵，由叛将许定国领路，攻占了淮安、泗州，迅即向扬州猛扑过来。史可法立即疾驰扬州，发布文告，加固城防，力图使惶乱不堪的人心安定，同时以“血书寸纸，驰诣兵部，代题请救”，又檄如治下将领，火速以兵援扬。可是窃据兵部尚书的阮大铖，根本“不应”，黄得功因击左兵而远在芜湖，二刘正暗中与清联络，只有奉史可法之命驻守白洋河的都督刘肇基率所部4000兵赶到扬州，合计一万几千人，面对清兵的10万之众相距实在太远了。由于史可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坚持“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亲自守卫最难守的城西北角，深得将士爱戴，所以能较好地指挥孤军坚守扬州。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写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尽管如此，围攻扬州的多铎，仍想诱降，妄想利用史可法在南明的威望，兵不血刃收取江南。所以先后派降将李遇春等人，多次致书招降。而史可法不置一眼，当众焚毁来书，扬州军民深受感动，虽势簿力单，却群情激奋，誓死守城，并且往往“簿有斩获”。多铎连日攻城不下，又因四郊农民坚壁清野，担心孤军深入或有不测之变，曾想从扬州退兵。多铎这种顾虑早有所思，当徐州分兵南下时，经过拈阄由他攻打扬州，曾与妻儿抱头痛哭，说是“与史可法交锋，定是凶多吉少”。就在他迟疑不前的时候，降将李栖凤、高歧凤尽告以城中虚实，许定国也力言“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多铎才留下来继续攻城。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四日，清兵以“红衣大炮”若干，轰击城内，城堞轰塌，史可法即率兵民填修，终因力量悬殊，而退守旧城。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诱降：“若好让城，不戮一人。”史可法丝毫不为所动，决心以身殉国。终于在二十五日，清兵猝起攻杀，扬州地方为所破。史可法见势已去，欲拔刀自刎，被一参将阻止，护持而行。至小东门，见军民遭清兵屠戮，即挺身而出，大呼“我史督师也，万事一人当之，不累满城百姓。”于是被捕。多铎仍礼待劝降，史可法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从容就义，年仅44岁。残酷的清豫王多铎，下令屠城10日之久，几十万扬州民众被残杀，造成扬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案，也是扬州人民最为英勇而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