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提出的文论观点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7-01 14:36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6-29 14:09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创作上要如实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做到创作要以作家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为基础。“实录精神”还进一步体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上。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寻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既写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知人善用、深谋远虑的*水准，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
“实录精神”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许多史学著作在写作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迁的秉笔直书，同时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所沾溉，杜甫的“诗史”、明清时期的时事传奇剧目都说明了这一点。
“发愤著书”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都有体现，两处表述大致相同。孔子有言“诗可以怨”，屈原《惜颂》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结合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到，历史上的优秀作品，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了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作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愤”或“怨”并非一己之私怨，也不是违背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一己之愤，而是合乎正义、坚持良知、伸张凛然正气的在公正范围内的“怨”和“愤”，既所谓“公正发愤”。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表述了创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既是想要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体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对司马迁文论思想的影响。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6-29 14:09
这一观点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这是他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文章中，他用一种激愤的笔调，叙述了自己蒙受宫刑这一莫大耻辱的事情，倾吐了他难言的痛楚。不平的经历后，他只能“隐忍苟活”。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也为了宣泄了他强烈的不满，他最终坚持完成了难得的著作《史记》。
他在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名作的诞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家都遭遇了不幸。司马迁正是通过对古代圣贤著书的列举，通过论述，总结出“发愤著书”的理论。选自司马迁的文论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