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8-17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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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1 02:41
万的英才,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端风的历史千古流芳。
1640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州人做了皇帝,他们吸取了蒙古人的教训,还是尊重汉人文化,让我们读圣贤书,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像以往皇朝那样开科取士。这对我们汉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大家期望着有朝一日,一举成名,“学而优则仕”,“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光宗耀祖。可惜在满清时代,塘沥一带五社中,连七品官儿都没有一个,八约中连秀才也难有几个。不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仍是人们的希望所在。当时,各个村靠一些大姓祖偿出资办起了蒙馆、书房、书室,请来蒙馆老师,让本村的子弟有书可读。可是,塘沥的乡村,人口并不多,大的村五六百人,小的村二三百人,由于多数家庭贫困,大多数小孩又要放牛,兼顾农耕,十多岁就成为家庭劳动主力,以致有的孩子没有进过书室的门。因此,有的村的学子才有五六个,多的也不过二三十个。
19世纪中叶,各村先后办起了书馆、书室,如上村纂香书室,碧湖琼英书室,凤凰围育莲书室,塘沥养中书室,芦竹田乐贤书室,双石厦兰芬书室,凤德岭文安书室,油甘埔仕璘书室等等。清光绪初年(1880年前后)八约乡绅商议决定,在乡绅议事的会馆中办起了端风书室,让各村上了年纪的孩子到这里读书。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乡中学子越来越多,乡绅黄俊林先生(今狮石厦村黄伯辉祖公)召集八约乡绅商议,将乡社会馆拆除,在原地建起了一座两进式的太平房,以便招收更多学子就读。这时已是清朝光绪维新之后,这种新潮书馆的规模已有点气派,为了有别于各村的书室,遂取名为“端风书院”,在当时的五社中,竟是独一无二的。(参见端风书院旧貌图)
端风书院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大门的上方是清溪人氏余林芬书写的“端风书院”四个大字,两旁是一副对联:“端正校堂宏教育,风清雅卷植人才”,字体刚劲有力,对联含义深远,反映了当时前辈乡亲热心办学的宗旨。迈进大门是两进厅,中间一个10多平方米的天井,正中有一个约5立方米的金鱼池,两厢分别是二大三小的教室。正厅上面是祭典的灵位,是每年春秋两祭的圣地。平时用屏风挡住后用作学生图画习字贴堂之用。
后来由于年久失修已成危房,将此建筑物拆除,建了厂房,失去有如此文物价值的古迹颇有遗憾。
追溯书院年代,早在明末清初的省城、县城的大街大巷已设有书院,小街小巷设书室。那时是科举制,学子除了“四书”、“五经”必读之外,还要学八股文,才能进科场考试,废除科举制后才没有学八股文。
1840年,鸦片战争,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了五口通商,西方传教士来了,西方文化随之流入中国,从那以后,省城书院已有了新的教科书,例如常识、卫生、英语等。但是塘沥这样偏远的穷山区直到20世纪一十年代还是学“卜卜斋”那一套,可见城乡差别之大。据芦竹田村张仲如先生回忆,1939年,他和上村的张英发先生同在端风任教时,听英发先生说:我很小的时候,已有这所书院了。依此推算,端风书院的成立,应是十九世纪末年的历史了。
办学是需要经费的,端风学校的办学经费从书室到学校一直都是塘沥圩的秤架(相当于当今的市管会)的收入拨作学校之用。一直维持到建国后的1951年。
20世纪30年代,东莞县衙前有一间“莲如书室”的老妇说,她在这里已住两代人了,以前五社中的端风书院的学子到莞城考试都在这里出入。广州市中山四路秉正街44号有一间“大同学社”(前身是庆茹书室,成立于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是塘沥一带学子,特别是端风学子去广州读书出入之地。端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桃李满园,由此可证。
端风学校教学质量优异,有个典型事例:
20世纪20年代,端风学校学生李缉光(本乡虾公潭村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某年他刚读完五年级就随同六年级毕业的学长前往省城(广州)投考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待学校放榜时,他自卑地从榜尾开始观看,意想不到自己的名字竟名列榜首,独占鳌头。 “李缉光考中学”的故事在塘沥乡一时传为佳话。(注:李缉光学有所成,曾于1944—45年任端风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