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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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8-16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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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5 06:51
曹操抓此机遇，特点有三：一是头脑清醒。机遇并不是每个人当即都能发现的。有的人，机遇就在眼皮下却熟视无睹，结果失之交臂，过后追悔莫及。有的人慧眼独具，乘势而上，便使事业大大跨进一步。关于迎献帝一事，袁绍的机遇意识就比曹操迟钝很多。在曹操下手之前，袁绍帐下也有人献计迎帝于邺城。但内部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献帝已是一个废物，请来利少、弊多。袁绍遂决定不予理睬。曹操却不是这样。他认为，献帝虽是个傀儡，但毕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能把他抢到手，就有了*上发号施令的特殊权威。因而绝不能错过这次机遇。二是反应迅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既为“机遇”，就不是囊中之物，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的。迎献帝一事也是如此。献帝回到洛阳，处境险恶，但为时不会太长。
一旦有哪个*集团的首脑人物头脑清醒，随时都可能捷足先登。正如荀彧所言：“如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曹操一贯得策辄行，这次表现尤为突出。三是不惜代价。
机遇与风险同在，利益与代价并存。曹操做事，看准了的，往往敢冒风险，不惜代价。迎献帝也是这样。从眼前看，要把献帝从控制者的手中争过来，就要拼搏厮杀。从长远看，虽有可利用的一面，也有掣肘碍事的一面。但全面权衡，还是利大于弊，付出代价是值得的。对于眼前的代价，曹操毫不犹豫地付出了;至于长远的代价，他却并不多虑，留待下一代去解决。
曹操的机遇意识，是建立在认真分析主客观情况的基础上的。从客观上讲，当时朝政凋敝，献帝朝不保夕，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势力支持。同时，董卓已亡，其部将分崩离析，各派力量都没有实力，与他们争夺献帝，完全可能。如非此时此地，曹操即有心奉迎献帝，也是办不到的。从主观上讲，曹操新定山东，拥兵甚众。文武骨干几十员。在当时，力量虽不算最强大，却完全有能力迎护献帝。当时的宗室刘备恐未必不欲迎献帝，但他势单力薄，自身难保，怕即有此心，亦无此胆。
曹操的机遇意识离不开谋士们的启发。《三国演义》关于曹操迎献帝的动议写得比较简单。据《三国志》载，早在4年前，毛玠就曾劝谏曹操“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只是当时献帝还在长安，条件尚不成熟。应该说曹操于此时已有了思想准备。待到献帝驾还洛阳滞留安邑，他便聚谋士商议，荀彧力劝曹操：昔文王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毛玠、荀彧一前一后两次提议对曹操之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他派曹洪带兵西迎献帝，因路上受到阻挡，曹洪不能前进。半年后，献帝回到洛阳。
曹操已将山东平定，腾出手来，亲往迎驾。
但曹操的机遇意识最关键的还取决于他自己的多谋善断。他手下一班文武对迎献帝一事也绝非异口同声赞成毛、荀之见。若曹操本身解决不了认识问题，或见事迟、行动慢，也将坐失良机，功败垂成。不是吗?袁绍麾下谋士如云，其中不乏具慧眼者。沮授就曾力谏袁氏，迎接献帝，迁都邺城，袁绍当时未必不动心。但一听到别的谋士分析迎献帝受牵制不合算的议论后，优柔寡断的袁绍便把沮授的谏言当做了耳旁风。当时颇具与曹操竞争实力的刘表虽也曾派人刺探献帝消息，却根本没将此事摆上议事日程。至于另一个实力人物袁术，则只知想方设法把汉朝传国玉玺搞到手，以便自己当皇帝，因而还要你那个刘姓的皇帝干什么?如此以来，奉献帝以自重的机遇便非曹操莫属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言道：曹操之成功，“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曹操来到洛阳，杀败劫持者，毅然决定，迁都许昌，为了密切关系，把女儿嫁给献帝，君臣而兼姻亲，把朝政进一步控制在自己手中，开始做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文章。过去他与袁绍、袁术、刘表等人平起平坐，现在却鹤立鸡群，高出一头。而且，由此轻松地尽得豫州之地，开拓了地盘，壮大了实力，这次机遇的取得，使他的事业上了一个大台阶。可以说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被袁绍当做废物的献帝，到曹操手中成了宝贝，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此时的袁绍睡醒了，眼红了!他想借昔日与曹操的交情，做工作迁献帝于鄄城，以离河北近些，便于自己接触。被曹操拒绝后，仍不死心，几次想攻打许昌，把献帝从曹操手中抢过去，却又患得患失，犹豫不决，没有付诸行动。出身四世三公，拥有最强大的实力，由于失掉了这个机遇，便只好让他看不起的“阉官螟蛉”的曹氏接替了刘汉的400年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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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5 06:51
曹操抓此机遇，特点有三：一是头脑清醒。机遇并不是每个人当即都能发现的。有的人，机遇就在眼皮下却熟视无睹，结果失之交臂，过后追悔莫及。有的人慧眼独具，乘势而上，便使事业大大跨进一步。关于迎献帝一事，袁绍的机遇意识就比曹操迟钝很多。在曹操下手之前，袁绍帐下也有人献计迎帝于邺城。但内部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献帝已是一个废物，请来利少、弊多。袁绍遂决定不予理睬。曹操却不是这样。他认为，献帝虽是个傀儡，但毕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能把他抢到手，就有了*上发号施令的特殊权威。因而绝不能错过这次机遇。二是反应迅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既为“机遇”，就不是囊中之物，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的。迎献帝一事也是如此。献帝回到洛阳，处境险恶，但为时不会太长。
一旦有哪个*集团的首脑人物头脑清醒，随时都可能捷足先登。正如荀彧所言：“如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曹操一贯得策辄行，这次表现尤为突出。三是不惜代价。
机遇与风险同在，利益与代价并存。曹操做事，看准了的，往往敢冒风险，不惜代价。迎献帝也是这样。从眼前看，要把献帝从控制者的手中争过来，就要拼搏厮杀。从长远看，虽有可利用的一面，也有掣肘碍事的一面。但全面权衡，还是利大于弊，付出代价是值得的。对于眼前的代价，曹操毫不犹豫地付出了;至于长远的代价，他却并不多虑，留待下一代去解决。
曹操的机遇意识，是建立在认真分析主客观情况的基础上的。从客观上讲，当时朝政凋敝，献帝朝不保夕，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势力支持。同时，董卓已亡，其部将分崩离析，各派力量都没有实力，与他们争夺献帝，完全可能。如非此时此地，曹操即有心奉迎献帝，也是办不到的。从主观上讲，曹操新定山东，拥兵甚众。文武骨干几十员。在当时，力量虽不算最强大，却完全有能力迎护献帝。当时的宗室刘备恐未必不欲迎献帝，但他势单力薄，自身难保，怕即有此心，亦无此胆。
曹操的机遇意识离不开谋士们的启发。《三国演义》关于曹操迎献帝的动议写得比较简单。据《三国志》载，早在4年前，毛玠就曾劝谏曹操“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只是当时献帝还在长安，条件尚不成熟。应该说曹操于此时已有了思想准备。待到献帝驾还洛阳滞留安邑，他便聚谋士商议，荀彧力劝曹操：昔文王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毛玠、荀彧一前一后两次提议对曹操之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他派曹洪带兵西迎献帝，因路上受到阻挡，曹洪不能前进。半年后，献帝回到洛阳。
曹操已将山东平定，腾出手来，亲往迎驾。
但曹操的机遇意识最关键的还取决于他自己的多谋善断。他手下一班文武对迎献帝一事也绝非异口同声赞成毛、荀之见。若曹操本身解决不了认识问题，或见事迟、行动慢，也将坐失良机，功败垂成。不是吗?袁绍麾下谋士如云，其中不乏具慧眼者。沮授就曾力谏袁氏，迎接献帝，迁都邺城，袁绍当时未必不动心。但一听到别的谋士分析迎献帝受牵制不合算的议论后，优柔寡断的袁绍便把沮授的谏言当做了耳旁风。当时颇具与曹操竞争实力的刘表虽也曾派人刺探献帝消息，却根本没将此事摆上议事日程。至于另一个实力人物袁术，则只知想方设法把汉朝传国玉玺搞到手，以便自己当皇帝，因而还要你那个刘姓的皇帝干什么?如此以来，奉献帝以自重的机遇便非曹操莫属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言道：曹操之成功，“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曹操来到洛阳，杀败劫持者，毅然决定，迁都许昌，为了密切关系，把女儿嫁给献帝，君臣而兼姻亲，把朝政进一步控制在自己手中，开始做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文章。过去他与袁绍、袁术、刘表等人平起平坐，现在却鹤立鸡群，高出一头。而且，由此轻松地尽得豫州之地，开拓了地盘，壮大了实力，这次机遇的取得，使他的事业上了一个大台阶。可以说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被袁绍当做废物的献帝，到曹操手中成了宝贝，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此时的袁绍睡醒了，眼红了!他想借昔日与曹操的交情，做工作迁献帝于鄄城，以离河北近些，便于自己接触。被曹操拒绝后，仍不死心，几次想攻打许昌，把献帝从曹操手中抢过去，却又患得患失，犹豫不决，没有付诸行动。出身四世三公，拥有最强大的实力，由于失掉了这个机遇，便只好让他看不起的“阉官螟蛉”的曹氏接替了刘汉的400年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