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是中国历代兴衰的重要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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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8-19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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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5 12:48
纵观中国历史,李观所说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决不仅仅是汉楚之争结局的关键,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个重要因素。
在汉以前,上溯到尧舜禹时代,就有用贤让位以治天下的良好开端。据说,尧在帝位,曾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接受各种考核后,摄位行政。尧死后,舜正式即位。舜也咨询众人,选出禹摄行政事。禹在位时,众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之子伯益作继位人。对于尧的用人,唐朝李翱曾有评述。他说:
“帝尧之时,贤、不肖者皆立于朝尧能知舜,于是乎放欢骓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咎鲧,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后代之人皆谓帝尧焉。”
相反,如果尧不了解舜,而让位于欢骥兜、共工之党,则尧决不能成为贤帝而扬名于后世。所以李翱在《李文公集·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感叹地说:
“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劳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
夏商周三代,“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十分显然。
夏桀暴虐无道,每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亲近奸佞小人,残害贤能大臣,杀死敢于直谏的大臣关龙逢,以致众叛亲离,夏王朝日趋衰败。而成汤四处寻访贤能之士,三请伊尹谋政并拜其为相,授予国政,终于灭夏建商。伊尹任商朝首任相国二十五年,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四十五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贤相。
商王朝的帝辛残忍无道,故称之为纣王。纣王机辩敏捷,才力过人,但自命不凡,盛气凌人,胡作非为,不仅听不进贤臣的忠言,还杀死了尽言极谏的比干,并迫使箕子“被发佯狂”。由于贤能之士全被斥逐,奸佞小人执政当权引起民怨沸腾,诸侯背叛,商王朝逐渐走向衰落。此时,西伯侯姬昌思贤若渴,广招人才,许多贤能之士争相投奔。一些商朝的大臣也前来归附。西伯侯又亲自访得具有远见卓识、精通兵法、深有韬略的姜尚。西伯侯在姜尚等贤能之土的辅佐下,治军修德,改革*,自号为文王,很快使周国强盛起来。文王去世后,武王姬发对姜尚倍加尊敬,封其为师尚父。武王在姜尚等人的帮助下,四年后,在牧野誓师,与纣决战,不及一月,即灭了殷纣,建立了西周王朝。《诗经·文王》中写道: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把周文王事业兴旺发达归因于人才济济。
春秋战国时期,谁得到了贤能之士,谁就有雄据诸侯之上的希望。
战国时期,魏国是一个刚从晋国分出的小诸侯国。但魏文侯礼贤下士,屈尊求见并聘用段干木,四方贤士,闻风而归。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使西门豹治邺,又重用李悝为相改革*,任吴起为将军镇守西河郡。当时人才之盛,无出魏右,从而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拜公孙鞅为左庶长。商鞅变旧法创立新法,奖励力耕力战,使秦富国强兵,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曾任秦庄襄王和秦王政即位初期的相国吕不韦十分重视人才,他主张为政者应“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他认为：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他的思想对秦王政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秦王政接受了李斯的建议,重用李斯和尉缭,树立了一统中国的雄心,进而采纳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破了六国合纵之计,消灭了东方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集权的帝国。对于西周建立后以至春秋战国绵延八百年的历史,后人曾用这样两句话加以概括:
“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三国时期,礼贤下士,网罗人才尤为明显。
当时群雄崛起,龙争虎斗,鹿死谁手,得人失人是其关键。追求贤能之士,罗据武艺高强、智谋卓异者为我所用,是当时群雄一致的方针。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得以三足鼎立,多得力于他们重用了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曹操、刘备孙权都深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无不礼贤下士,网罗各方人才以辅佐自己。
孙权承孙策遗命掌握江东事业之初,就求教于周瑜。瑜曰: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
孙权既按孙策意志“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谨”重用了程普、黄盖等旧臣老将,又听取周瑜的建议,广纳贤士,聘用鲁肃顾雍、张纮阚泽、严峻、薛综、程秉、朱桓、陆绩、张温骆统、吾粲,以及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文官武将,从而据有江东,建立吴国。
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在中国历史上早已脍炙人口。“三顾茅庐”后孔明破操于赤壁,遂有荆州;得荆州,始图益州;图益州,始定汉中;汉中定。刘备在征战过程中,又得到了庞统、法正等有才之士的襄助。到西蜀政权建立时,刘备麾下已人才济济:文有诸葛亮法正等谋臣;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等虎将。西蜀的事业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蜀汉先魏、吴而亡,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凋谢,后继乏人。诸葛亮又“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后虽有蒋琬、费祎、姜维支撑,但不能担任起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大任。既无贤德之君,又无辅佐之臣,蜀汉败亡是必然之势。对此,《读通鉴论·三国》指出:
“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
曹操是三国中最善于用人的*领袖,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曹操主张：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可见初露头角的曹操就把人才作为自己胜利的保证。曹操深深懂得要完成统一大业,不仅要顺从民心,还需要一大批文臣武将的竭诚相助。他十分重视人才,善于选拔和使用人才。他的信念是“唯才是举”。因此,在曹操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人才,如荀彧郭嘉、贾诩、程昱、荀攸、刘晔、等谋臣如雨,盛况空前。官渡之战,曹操以万余之兵面对袁绍的十余万精兵,且“军粮告竭”,危在旦夕。在双方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曹操采纳了刘晔的制“霹雳车”、掘“长堑”的建议,荀彧的继续坚守、持重待机的策略,以及许攸的夜劫鸟巢军粮的计谋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败袁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辉煌胜利,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罗贯中曾评说官渡之战:
“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
三国之后,凡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无不重视网罗人才重用贤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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