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天文台是谁选择选定的?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8-26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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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可是，这次会议日本竟不邀请中国*观象台参加。而外国人却越俎代庖，由当时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劳积逊神父堂而皇之地代表中国出席此会。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后来虽经劳积逊神父介绍，中国*观象台可以派员列席此会，但时任我国*观象台台长的高鲁先生认为此事已属我国学术界之大耻，故断然拒绝出席。自此，在他心里开始萌生了要建造一座能与欧美各大天文台齐驱并驾的我国自己的天文台的计划和决心。 1915年，高鲁经过多次实地选择、勘察，准备将中国第一座现代式天文台建在北京西山的打鹰岩附近。之后，他勘定台址、绘制建筑蓝图、造出经费预算。但请示当局时，终因无经费而作罢。 1927年，国民*定都南京后，高鲁也来到南京，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省*委员。不久，蔡元培先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应邀南下组建大学院（1928年10月改为教育部）。蔡任职后，委任高鲁为大学院观象台筹备委员会主任。于是，高鲁决心把在北京西山建台的计划转移到南京来实现。如何选择台址，是筹建天文台的关键问题。经过对南京四周的山峰考察后，高鲁选择了南京东郊紫金山的第一峰为未来的台址。 1927年11月20日，在国民*遵照孙中山先生遗愿召开的“国立*研究院筹备大会”上，由于老同盟会会员、时任国民*秘书和*研究院筹委之一的高鲁的积极呼吁和坚决主张，他的《建国立第一天文台在紫金山第一峰》的提案，终于在大会上获得了通过。不久，国民*据此给*研究院下达了立即筹建紫金山天文台的第293号训令。 1928年4月，国立*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高鲁被任命为所长。自此，他对这座国立第一天文台的筹建更是不遗余力。在此期间，他先后聘请南京工务局和著名的建筑师测绘、设计、绘制了登上紫金山第一峰的盘山道路图和天文台的建筑蓝图。正当高鲁准备动工开建天文台时，他突然奉命调任驻法国公使，整个建台计划因此陷入停顿。 1929年2月，高鲁在出国赴任前，向时任*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推荐当时正在厦门大学任天文系主任的留美建筑学硕士、天文学博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员余青松接替自己的重任。 1929年7月，余青松到南京赴任后，准备按照高鲁的原定计划建台。但这时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提出（因紫金山属于总理陵园管委会管辖）：天文所现在修筑通向紫金山第一峰的盘山道路，必须重新在紫金山北麓选线。原因是高鲁原先选择的登山路线均在紫金山南麓。如果破土动工，势必会露出黄土颜色，这样，整个紫金山南麓的风景就会被破坏。而山之南麓的中山陵，是国父陵寝所在地，不仅为国人瞩目，更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还告知天文研究所：原先陵园方面答应高鲁赞助一半筑路费用的承诺，因经费支绌，已无力兑现。同时，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还提出：国立第一天文台应该按照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建造。因为陵园的现有建筑，皆为中国式，即使将来的建筑，亦拟采用国有*以归划一。天文台既要建在陵园范围之中，其外观建筑就必须要与陵园保持一致。这些建台计划的意外变化，使余青松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因为，要想筑通紫金山第一峰的盘山公路，只能在紫金山的南麓选线。紫金山北悬崖陡壁林立，且多有深涧。如果在此筑路不仅工程浩大，要做长距离盘旋，还必须架设多道桥梁。而路线越长，工程越大，则筑路费用就会越多。同样严峻的是，如果筑路山北，就无法接通山南的泉水。今后全台用水，若全靠从城内自来水厂运输上山，其价必贵。以天文所每月有限的经费来长期负此重担，也是不可能的。陵园方面对国立第一天文台应该按照中式建筑风格建造的要求，对余青松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谓中式建筑，其风格都是在屋顶、房檐两处之间表现。天文台则必须要有能转动的圆形观测屋顶，而圆屋顶就不合中国建筑的规制。面对这些困难，余青松经过一番仔细考察和比较后，最后决定放弃在紫金山第一峰建台的计划，重新选择紫金山的第三峰作为台址。第三峰海拔267米，从天文观测和研究方面来看，条件当然不如第一峰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限于国家的财力和物力，也只能如此。余青松的这一变更台址的计划，在*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支持下，终于最后决定。台址变更后，余青松遂向*测绘总局借来平板仪、水准仪、经纬仪等仪器，自己动手测绘、设计通向第三峰的盘山公路。测量工作完成后，余青松亲自绘制了这条山路的横断面图、纵断面图、平面图和施工图各一份。 1929年夏天，国立天文研究所在京沪两地的报纸上刊登筑路招标广告。七日之内共有三家营造公司前来应征。开标之日，孙和祥营造公司以造价低、有修筑南京至汤山公路的经验而得标。同年秋天，这条在南京地区修筑的第一条盘山公路工程，在紫金山西北麓的山脚下拉开了序幕。工程开始后不久，就因遇上连绵的雨雪，后又因沿途屡遇巨石挡道，而手工开筑极为不易，故原定半年的工期，直到1930年夏季始告完成。这条盘山公路后来就定名为天文台路。它起自南京城垣东北隅的龙脖子山麓，衔接环陵马路的最高处。路的首段大约有264米，其势直如矢向东北上，后虽略有弯曲，然而仍然保持原有方向，直至辛亥*浙军阵亡将士纪念塔（现已无存）所在山脊下始大转弯，然后再沿直线前进，及至太平军天堡城要塞下方再一回转，最后作一大转弯而到达紫金山第三峰。全路长约二公里。在筑路工程进行期间，余青松又亲手设计绘制了天文台的建筑蓝图，并获得*研究院和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1930年夏天，天文所在南京《*日报》和上海《申报》上刊登建台招标广告。然而，广告七日，又屡次延期，上海方面没有一家营造公司应征，南京方面来应征的也只有两家。可开标之日，这两家营造公司开价之高，却远远出乎天文所的意料和承受能力。而这时，国民*早已核定的建台专用经费，虽不时有发下之讯，但至今仍未能领到分文。天文所*向各方借款，结果也成画饼。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余青松只好宣布这次招标失败。招标失败后，余青松暗地对失败的原因作了一番调查。调查后，他发现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高山建筑，确需巨金。二是由于小包工无力承担，而大包工以资力雄厚，营业发达，不屑承担薄利建筑，所以宁愿开高价，即便不得标也认为不可惜。据余青松分析，第二种原因可能较近*。至于这次招标时，为何应征者极少，则可能是大多数营造商，素无建天文台的经验，且施工又是在高山之上，所以多数不敢前来尝试。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深谙建筑学的余青松果断地决定采用点工制的方法自行建台。这个办法就是：所有的建筑材料全部由天文所自备，招募工匠兴建，另外雇佣监工、账房、工头各一名，分别负责工程质量的监督、点名、发放工资、购买材料及招募工友等事宜，其余瓦匠、木匠、电匠等，均是按日计算发放工资。 1930年夏季，国立第一天文台终于在紫金山第三峰正式破土动工。在这座天文台的建设过程中，由于余青松采用了点工制的方法，同时在施工中就地取材，大量采用紫金山特有的虎皮石砌就地基和墙面，不仅节省了大笔的材料和运输费用，同时还使紫金山天文台后来成为防风、防火的坚固建筑。 1931年秋天，正当余青松坐镇紫金山，加紧监督天文台的建筑工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不久，上海“一·二八事变”又起，南京的形势也日见危急，国民*于1932年1月3日迁都洛阳。在这种政局动荡、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余青松不得已只好将正在施工的工匠遣散，仅留两名小工在紫金山看守已成建筑。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字。7月，驻沪的日军方开始撤退。天文所闻讯后立即召回工匠，继续天文台的建筑工程。 1934年夏天，经过五年时间的艰苦施工，国立第一天文台的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建成。它们分别是：台本部一幢，25间，面积503.80平方米；子午仪室一幢，5间，面积113.95平方米；赤道仪室一座，6间，面积106平方米；变星仪室一座，面积25.52平方米，东宿舍一幢，19间，面积237.11平方米；西宿舍一幢，32间，面积261.28平方米。土木建筑总投资为19万元。 1934年9月，国立第一天文台终于落成，因建在紫金山上，人们习惯上称作紫金山天文台。在紫金山第三峰上，占地47亩的天文台台界，由南京公勤厂用铁丝网围起。台界内，六座银色的天文观测室圆顶，高低错落，衡宇相望。每座圆顶的基座和整个墙面，均用虎皮石砌出了水波纹形状。每座圆顶四周均环绕着天坛式的石栏杆。其中，以台本部的建筑最为别致：台本部是紫金山天文台最早的建筑，系杨廷宝设计，1931年建造。该建筑包括行政办公用房和观象台两部分。这幢建筑基本上是按轴线对称布置，设计时利用地形高差，在底层两侧和二层中部北侧均有出入口与室外相通，底层与二层间另有楼梯相连。底层为一般办公用房，二层为馆长室、会议室、档案室等，北边为观象台。该建筑将行政办公与圆形观象台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在台本部的主楼正中，有一石阶通向一巨大的银色圆顶观象台。长阶中段，民族形式的三孔石牌楼横跨其上。牌楼顶部覆盖着精制的蓝色琉璃瓦，正中镌刻着国民**林森书写的“天文台”三个蓝底填金大字，字体妩媚古朴，颇具神韵。台本部建筑的外墙采用就地开采的毛石砌成，与环境浑然一体，庄重朴实。各级平台均设有民族形式的栏杆。拾级而上，台本部四周为一大平台。平台*圆顶内一架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直径为60厘米的现代折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和陈列在台本部下面的几架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同居一座山峰，交相辉映。其余分布在峰顶各处的天文观测室，以其所处地势的悬殊，或筑大道依势逶迤，或修斜坡利于行车，或砌阶道便于步行。台界内的岗阜侧壁，经过削平整理后，铺以草坪，种上翠竹。大道小路旁广植冬青，各研究室门前栽种上松柏，所有空地遍种花草。综观紫金山天文台整个建筑，不仅气势雄伟，造型精美，给人一种学术研究机构的庄重之感，而且自远处看去，又颇具有中式建筑的特色和韵味。紫金山天文台建成时，配置了价值23万元的现代天文仪器。由于它拥有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直径达60厘米的折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和一批先进天文仪器，以及外观建筑的美仑美奂，因而被世界天文学界称为是远东第一台。自此，中国一批现代天文学的先驱们先后相继来台工作，用他们的双手在这里翻开了我国现代天文研究的新篇章。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建设过程中，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先生在建筑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造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同年8月23日，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撤离南京。离开南京后，先辗转撤到长沙，后又迁至桂林。1938年4月18日经越南河内迁移至昆明。撤到昆明后，余青松发现昆明地高云薄，星光明显，天气特别优良，除短时期的雨季外，以晴天居多，十分适宜天文观测。因此他决计在昆明建设一座紫金山天文台的战时天文台，继续中国的天文观测研究。计划决定后，余青松便开始四处选择台址。经过多处实地踏勘，最后选定位于昆明东郊的凤凰山为建台地点。台址选定后，余青松亲率天文所职员测绘凤凰山地形，设计建筑蓝图，并委托也是因为战乱而迁到昆明的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筑。 1938年秋，凤凰山天文台正式破土动工，1939年春天即告落成。凤凰山天文台的建筑共有四座：第一座为办公室，附变星仪观测室、太阳分光仪观测室和图书室；第二座为中星仪室；第三座为职员宿舍；第四座为工友宿舍和厨房。凤凰山天文台的造价共为3万元。 1939年春天，紫金山天文台离开在昆明城内的临时办公地点，迁至凤凰山办公。内迁时携带到昆明的一批天文仪器，也一一在凤凰山上重新安装使用，并在这里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天文观测。高鲁、余青松等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先驱们，在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和磨难，创建的紫金山天文台和云南天文台，不仅为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天文学发展的摇篮，而且也成为世界天文研究的重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