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9-11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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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末期,隋文帝杨坚准备进攻南方的陈国。当时有个名叫高颊的臣僚献策说: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积储皆非窖地。(宜)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茸,更燃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尺”。
可见南方住房和仓库与北方不同,多为易燃建筑,容易发生火灾。隋文帝利用这个特点,采纳了高颊的纵火计,致使陈国实力渐衰,陷入困境。
继隋朝之后兴起的唐朝,逐渐达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空前的强盛时期。我国在唐代是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之一。唐朝国都长安是全国的*、文化教育和陆路交通的中心,它和东京开封都是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长安城自隋朝定都后开始兴建,经过唐朝屡次修筑逐步完善起来,规模宏伟,布局严整。皇城位于城内最北部的中,建有许多宫殿、宗庙及衙署。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将城区分为两半,分别设有东市和西市。城内居住区共有一百零九坊,布列十分匀整。
像唐代长安这样气象雄伟的大城市,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它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曾经吸引了外国许多学生、官吏、僧侣、商人和游客前来学习、旅游或侨居。广州、扬州和泉州也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成都、洪州(即南昌)、荆州、明州(即宁波)等地都是著名的城市。唐代人口据称天宝年间(742年至756年)全国共有九百余万户,五千二百余万人。
关于唐代的火灾情况,在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中曾有反映。
刘禹锡在《武陵观火诗》中指出:
“楚乡祝融兮,炎火常为虞”,
说明湖北、湖南一带经常发生火灾(武陵即今湖南常德)。柳宗元晚年任柳州刺史时,曾在《还毕方文》的序中写道:
“元和七年(812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死。晨不爨(意为炊),夜不烛,,皆列座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
可见当时柳州火灾发生很频繁,使居民昼夜不得安宁。
从隋唐五代时期的火灾情况来看。一、长安、扬州、金陵、洪州、杭州等城市曾发生一些大火。
《唐会要》记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
“京师(指长安)西市火、焚死者众”。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
“东市火,焚庐甚众”。
当时正在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看到了这起火灾,据他记录:烧了东市曹门以西的肉行、铁行等二十四个行业,共计四十多家。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扬州于834年3月发生大火,
“燔民舍千区”;同年十一月又起火,“燔民舍数千区”。
唐开成四年(839年)二月,“扬州市火,燔民舍数千家”。按《十国春秋》记载,吴大和六年(934年)三月,金陵(即南京)连续发生二起重大火灾。南唐定都金陵后,保大十一年(953年)春三月,《南唐书・元宗本纪》记载:
“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庐数千间”;保大十五年(957年)十二月,“都城(指金陵)大火,一日数发”。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洪州(即南昌)于唐贞元二年(786年)七月发生大火,
“燔民舍万七千家”。
杭州在隋代还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城市。唐代由于治理西湖修建水井等原因使该城逐渐扩展,在开元年间(713年至741年)已有八万四千余户,约四十万人。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在此定都,并修筑钱塘江石堤,阻止海潮冲击,使农业和交通业有了很大发展,加之大规模地扩建城市,兴建宫室、衙署、台榭等,使杭州成为江南的一个名胜地区。与此同时,杭州的火灾也逐渐增多。
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记载,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七月甲戌,
“杭州大火,烧毁官室迨尽。钱元瓘(吴越王)避之,火辄随发,钱元瓘大惧因病狂,是岁卒”(即当年死去)。
又据《十国春秋》记述,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四月辛酉,
“杭州城南火,延于内城,官府庐舍几尽,吴越王钱出居都城驿;壬戌旦,火将及镇国仓,王亲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祝之曰:‘不谷不德,天降之灾,仓廪积储实军旅之备也,若尽焚之,民命安仰’。乃命从官伐林木以绝其势,火遂止。是时被火毁者凡一万九千余家”。
其实,当这把大火即将延烧国家粮仓时,吴越王祈祷上天保佑也无济于事,而砍伐林木以建立隔离地带,才是阻止火势蔓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二、宫殿、寺庙和武库等发生一些重大火灾。
据记载,隋炀帝杨广在位时,由于横征暴敛,残酷统治,对农民造反极为恐惧。唐证圣元年(695年)正月丙申,皇城内明堂发生火灾,至天明才熄灭。《新唐书・五行志》记载828年11月甲辰,
“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宣政殿东垣及门下省,宫人死者数百人”
唐代佛教极为盛行,寺庙颇多,火灾也不乏其例。《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大历十年(775年)二月,
“庄严寺佛图(即佛塔)火。初有疾风,震雷薄古,俄而火从佛图出,寺僧数百人急救之,乃止,栋宇无损”
此外,《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天宝十年(751年)八月六日,
“武库火,烧二十八间十九架,兵器四十七万件”
三、仓库和船舶火灾曾造成严重损失。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贞元元年(785年),江陵度支院(即税务机关)起火
“焚江东租赋百余万”。
《南唐书・烈祖本纪》记载南唐升元二年(938年)五月丁卯,广济仓发生大火,
“焚米二十万石”。
隋唐时期随着水上运输的发展,船舶火灾较前增多,而且发生过一些大火。唐天宝年(751年)正月,有天刮“大风,陕州(今河南省陕县)运船失火,烧二百一十只,损失米一百万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烧商人船一百只。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辛丑夜,
“鄂州(今武昌)大风,火发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四、五千人”。
这两起船舶火灾蔓延之广、烧船之多、损失之重,在我国火灾史上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