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册麦方尊铭文的意思是什么吖 ? 不要直译 要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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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2-2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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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9 21:25
我们说到史体分类，都会追溯到刘知几那里，在《史通》开卷他把《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作为代表，一口气划分了六种史体。常言道：事大必疏。刘氏始创之功的同时，也惹来不少非议。章学诚就曾批评刘知几对《尚书》和《春秋》作言事二家的划分过于整齐，不懂得“古人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的情况。不过，章老先生仍然点到为止，有关上古文体和史体的区分，尚欠一步。
《尚书》长期被视为“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原因之一便是篇章多以当时口语写就。《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引刘歆《七略》说：“《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 《尚书.顾命》中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句，清代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说：“肄，习也；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 ，“肄肄”存有实义，并非“期期”、“艾艾”之类的口吃虚词，因而这里所出现的口吃现象，恰好是当时对口语进行实时记录的证明。《尚书》之中，有的篇章在这种记录前后还记载了相应的当时事件（包含时间和地点等），如《召诰》、《洛诰》、《顾命》等，有的篇章则没有这样的记载，如《酒诰》、《梓材》、《无逸》等，前一种是言事合一的文体，应看作是历史记录；而后一种则是纯记言的文体，应看作是临时的文章。从叙事学上看，事件的理解场域更广阔，较容易表述清楚准确。因此，当历史需要记录以垂范后世时，为保持时间的连续性，便于不处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后代也能顺利解读，所借以表达的记录对象就会选择事件而非言论，《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国语.鲁语上》：“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 ，《大戴礼记.保傅》：“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所谓“举”、“作”、“度”，都是客观的事件，这一点在所谓“春秋书法”中即可窥见。单纯的记言文章显然由于言论的省略局限，从而不具备足够的时间意义，仅仅只是出于临时的需要而立说，自然没有加上当时事件记录的必要。后人因而常苦若干诰文“王若曰”为何王之疑问，即是显例。如果按照传统标准的分类，前者属于史书，后者则是子书。有学者仅从文字的数量和质量的比例上考虑，记言既明显，便以冠以“主体性”的名称，作为记言史体的佐证，从而把这些立说的文章也列入史书范畴 。这种机械的做法笔者认为并不妥当。《左传》也同样大量记言，字数未必比记事少，在成就上甚至如学者所言“比记事还要突出”，但是《左传》并未列入所谓“记言体”，也属定论，这正是因为《左传》“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的缘故。
《春秋》并非仅指《鲁春秋》，刘知几即言：“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可见所谓《春秋》，最初只是列国史书的泛称。现今能够见到的，除了《鲁春秋》之外，便是西晋时出于魏王墓的《竹书纪年》，它和失传的“百国春秋”均无传而“空存其事目”，却并不能否认它们得以单独存在的事实。单纯记事史体的存在，反映先秦史官对历史结果的重视，所谓“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新序.杂事》） ，强调“一字褒贬”的原因，也是出于此一目的。而对历史结果的记录，一定是以事件而非言论的形式所描述的，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得证单纯记言的文体，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体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与《纪年》的记事，多为国家大事，如杀伐、外交、灾异、变法之类，记载内容有如此取舍，实际上是当时史官参与国家活动的反映。制定历法，是先秦史官一开始就被赋予的职能之一。由于传统的正朔思想，认为只有天子才能颁布历书，所以史官也大多聚集在王朝*，其所记载的自然主要是*的重大活动。从记录格式上来看，“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的编年方式很明显受到了历法的影响，而所谓“王正月”的议论，也立足于此。从史学史上来看，西周时代大多诸侯国，很有可能缺乏这种单纯记事的史书。考察《左传.定公四年》子鱼关于鲁、卫、晋三国的分封赏赐的论述可知，虽然“三者皆叔也”，却只有鲁国得到了随派史官的许可 ，并且可能还与鲁国特赐天子礼乐有关。而西周《作册麦方尊》铭文虽自称“侯作册”，似乎是邢国的史官，然而朱渊清先生已指出，作册一职，并不从事单纯记录事件的活动 。事实上，《史记.历书》即载：“幽厉以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史官的活动，伴随着权力转移，有一个从*到地方的分迁过程。而相应的，到“陪臣执国命”的春秋晚期，史官的记录中心，自然也会发生转移。《纪年》的成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所按照“五帝－夏－商－周－晋－魏”的单线记录，恰好与“*－诸侯－家臣”的权力转移过程相一致。正如蒙文通所言：“国家*活动中心既由国君转移到大夫手中，记载国家活动的国史也就很自然地变化为记载大夫活动的家史。”
尽管我们平日会说文史不分家，然而此言仅是收集史料的入门耳。在专业体系日臻细致的今天，史体的分类也需要随之修订，以崭新而精到的眼光予以考察。因为说到底，史料的辨析，是从对史体的认识所开始。
附记：近读陈梦家《西周年*》，陈氏排比列国纪年以求西周年世，唯鲁近之。岂非仅鲁有史官之佐证欤？10年4月10日。
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谓左史右史乃对记耳，非言事之别。又读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内驳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谓《诗》、《书》本是周史编守以作训诫之教材，并非纯粹史籍，可与吾论互相比照。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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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9 21:26
作册麦方鼎铭文大意是：商王命令大臣（作册）麦，奉献牺牲给上宗五神上帝，上帝很高兴，赏赐给麦贝二朋（贝朋是货币单位），并命令助祭的诸侯进献陈禾、臣禾作为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