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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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2-20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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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3 04:23
据历史记载,应该是秦朝就有陆陆续续的佛教法师进入中国。 不过公认的正规的时间,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这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当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 应该说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8年。
洛阳白马寺和当年驮经的白马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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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3 04:23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
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驮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
《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公元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公元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
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
延伸:
1. 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
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2. 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
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3.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
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
4. 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
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
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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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3 04:24
《周书异记》中载,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国王曾感知到佛陀出世的异相,这种说法在唐僧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中曾引用,而法琳此书又被收入《广弘明集》传世,因而在佛教界内影响很大。但《周书异记》是一部伪书,大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
3.孔子时期传入说
《列子·仲尼第四》中说到,孔子就已经深知西方的佛为大圣,能“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孔子是春秋末年人,生活的年限大致是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而佛教开始向外传播的年代是阿育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远远晚于孔子生活的时代。然这一说法广为佛教界所引用。
4.战国末年传入说
此说见于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此书载有一位据说是一百三十岁的印度僧人在燕昭王七年(前305)持瓶荷锡来到燕都,并施行异术的说法。但这一时期的印度佛教尚未北传出境,此书原文也多佚失,是南朝萧梁时代的萧绮收集补作的,书中所记,多诡怪离奇之事。
5.齐晋时期传入说
宗炳在《明佛论》中根据佛图澄关于临淄(今属山东省淄博市)有古阿育王寺遗迹的说法,而认为“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哉!”至于古阿育王寺是在何时兴建的,法琳有个说法,是在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见其《对傅奕废佛僧事》,《广弘明集》卷十一),这一说法也是不可信的,但从中也反映出中国佛教对阿育王的尊敬。
6.秦朝时期传入说
法琳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说,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中讲到,秦始皇时,有释利防等十八位外国僧人持经来化秦始皇,秦始皇不听,并把他们囚禁起来,夜里有金刚劫狱,救出僧人,秦始皇这才因恐惧而稽首称谢。从时间上看,秦始皇时代,阿育王已派人传教,但尚无确凿史料证据来证明秦朝和孔雀王朝有过交往,且法琳所引的这种说法,首见于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一,不过费长房并未说明此说是出于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不知出自何处。如果道安的《众经目录》中有这种重要事件的记载的话,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作品就应该注意到了,但像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慧皎的《高僧传》中都未提及。朱士行的《经录》则是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