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风雅”、“楚骚”中蕴含的中国诗歌的基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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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2-21 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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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3 03:16
汉乐府缘事而发，建安诗人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它引导后代文人在感情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人生观念，培养良好的审美习惯和道德节操。
古代诗歌的演变
中国的古代诗歌，一般称作旧诗，是指用文言文和传统格律创作的诗，是广义的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包括各种中国古代的韵文。如赋、词、曲等，狭义则仅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是人类许多民族在语言的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古代诗歌多是文人墨客，通过诗歌写作吟唱表现心中的思绪。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成形的文学体裁，发展也最为充分。现存的上古歌谣，已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先民的生活情况和内心祈愿，简短、生动的形式，也已表现出中国民族语言的力量。
首先，在阐述楚*诗学内涵之前，我们应先了解楚*诗学确立以前先秦诗学的状况及其背景，也即战国时代之前先秦诗学的基本状貌，然后再来看楚*诗学的产生及其主要内涵特点。
先秦时代的诗学，在楚*诗学建立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诗言志”说，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公论。有关“诗言志”的最早记载，一般以为见于《尚书 尧典》，谓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但《尚书 尧典》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或之后）的产物，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即类似“诗言志”的说法，在先秦的诸子书中已出现，如《孟子》《荀子》等。而从“诗三百”在春秋时代的创作流传看，它明显体现了“言志”的特点，这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明显标有相关字句的，如《魏风 葛屡》“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 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小雅 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 菘高》“吉甫作诵”等，另一类是不明谓“言志”，而实际诗篇中多少涉及了“志”者，属于*性的，在“诗三百”中更多些；而尤其是作为应用——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引诗言志”，在当时那更是蔚然成风了，《左传》中有关这方面记载很多，这些都说明，在“诗三百”的创作采编和应用等过程中，无不贯穿了“诗言志”的观念，它为我们了解“诗言志”在先秦的萌芽与传播流行提供了依据。当然，对“诗言志”说作系统而有条理阐发的乃是产生于两汉时代的《诗大序》，它无疑是最好的总结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只是因为它产生于屈原时代之後，我们应在楚*诗学之后的论述中予以述及。
由于“诗言志”说与“诗三百”的密切关系，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参与编订《诗经》,这就很自然地使“诗言志”说染上了浓郁的儒家色彩，其基本内涵与儒家的政教思想主张便挂起钩来了，这当中既包括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无邪”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的论断，也涉及了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说，以及荀子的诗乐教化说等，从而构成了以“诗言志”为核心的儒家诗学观。与此同时，先秦诸子中的墨家，法家，道家，也各有其与儒家不一甚而对立的诗学观，它们应该也属于先秦诗学大范畴中的组成部分，且对后世诗学产生了不同影响，但由于它们对紧随其后（有的或可谓几乎同时）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诗学并无多少影响，关系不大，故而我们这里就不予赘及了。
话再回到“诗言志”说。由上所述，我们已可明确，在先秦诗学的范畴中，儒家的以政教思想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诗言志”的主要成分，这当中，严格地说，还应包含“温柔敦厚”说（《礼记 经解》）和“感物而发”说（《礼记 乐记》）等观念内容，但因它们多属于两汉时代的产物（或产生时代尚待明确），因而我们在这里只予点及，而不作为楚*诗学的前源或背景来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