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明宪宗——朱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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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2-21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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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5 13:02
大明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成化皇帝），是一个很奇特的矛盾体。因为幼时悲惨的境遇，他生性懦弱，但骨子里却又继承了老朱家铁血悍勇的基因。
于是万贵妃在后宫一次次*迫受孕女子堕胎他可以不闻不问，却在上台后对西南地区和东北女真诸部采取雷霆手段，毫不手软；方士僧道巧立名目耗空了他的私库他只是憋红了脸不软不硬地抱怨几句，却可以扶持汪直上台创建西厂对群臣极尽打压。即使对于他个人的评价，后世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说辞，在庸碌昏君与治世贤帝之间难以取断。
成化朝的二十三年，是大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期，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阶段。
朱见深是一位非常有人缘的皇帝，起码在当时是这样的。好人缘得益于两点，即有人爱和没人骂。
我们知道朱见深的父亲是明英宗朱祁镇，就是那个在土木堡丢了几十万大明主力，自己还被蒙古人绑成肉票的哥们。父亲被绑之后，朱见深的叔叔朱祁钰就登基做了皇帝，即明代宗。后来朱祁镇被放回来了，过了几年发动”夺门之变“重新复辟。所以这对同父异母兄弟关系是非常差的，朱祁镇再次登基后不仅不承认朱祁钰皇位的合法性，同时清洗了一大片明代宗时期的大臣。
朱见深登基后，在这方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重新承认了叔叔朱祁钰皇位的合法性与其 历史 地位，并给予相应的*待遇；第二，重新启用了一大批被父亲罢免的朝臣。
如此一来，一大群*都对朱见深感恩戴德，在士林中朱见深有非常高的威望。
那么没人骂呢？这里真的要说朱见深的脾气了。朱见深的脾气有多好？在其执政期间，似乎没有一位大臣被他下令杖责过。一个领导好说话到这种程度，即使他没做出什么丰功伟业，带领的团队绩效不佳，即使不被人喜欢，也绝对不会被人讨厌，更何况当时老百姓的日子过的并不差。
所以朱见深的好脾气，对于他皇帝的人设，其实是加分了的。
大明开国传到朱见深的时候，很多 社会 矛盾其实已经开始凸显了，其中一大问题就是人地需求的紧张。说白了，还是封建制度的老弊端——土地兼并。
一方面，大批*世家手里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而这些人是不需要交税的；另一方面，大批底层劳动力为了避税，开始附庸到这些*世家中去，甚至直接离开原籍地去他处讨生活，导致了朝廷赋税的减少。
明代皇帝的私房钱收入是与国库收入挂钩的，按照一定的比例从每年国库的收入中支取。这么一来，朱见深的私房钱就少了，而朱见深自己又有一个很烧钱的爱好——修道炼丹，需要供养大量的方士僧道与供应各种珍稀药材。怎么办？皇帝自己搞创收。
于是皇家甚至皇帝直接控制的耕地开始迅速壮大，即所谓的皇庄；皇帝开始在宫内和宫外让太监们开设各种买卖，赚取商业利润；甚至很多被厂卫查抄的大臣资产，也直接存到皇帝的私库；对了，除了要地要钱，皇帝连人也要，罪臣的子女啊，俘虏的子弟啊，还有少数民族为了示好进献的美女啊。你就看后来汪直的出身（大藤峡之战瑶民俘虏），还有后来明孝宗生母纪氏的出身（瑶族首领的女儿），便可见一斑。
其实皇帝敛财的问题，各朝各代都一直有，手段也是这几样。但明代在朱见深之前，大体上做的都不过分，但成化年间其手段开始愈发地肆无忌惮，目的性愈发地不遮掩，除了尖锐的人地矛盾，复杂的 社会 现状还有皇帝奢靡的用度外，也代表着大明王朝终于停止了他的上升期。
后来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弘治），孙子明武宗（正德），在敛财这件事情上，都基本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中期，对外关系主体的对象是蒙古。当时女真问题还不突出。客观地讲，后来嘉靖朝大明与蒙古尖锐的军事对峙，都和成化年间的对外*有密切关系。
“土木之变”后，明蒙关系跌入冰点。但是“北京保卫战”后，随着双方和解与蒙古内部的内耗，双方一度达成和解。蒙古向明朝派使朝贡规模最大的使团就发生在景泰年间。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之后，因为在草原特殊的“生活经历”，也对蒙古保持了相对宽松的和解*，北方边境虽然谈不上平安无事，但也很少有大的烽火，你就看朱祁镇后来在北京还特意为蒙古部族首领也先建了祠。
朱见深上台后，开始对蒙古采取强硬态度。成化九年，成化十六年，大明对蒙古主动出击捣巢，重伤蒙古。当然，这里的重伤是相对明军以往对蒙作战的战果来说的，对于整个明蒙之间军事实力的扭转，是毫无益处的。朝廷一直渲染这些战斗的成果，也极大地激怒了蒙古诸部族。
朱见深当时的战略构想是直接给予蒙古重击，甚至重新让明军恢复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即使无法完全控制也要把河套地区作为一个利于明军出击的战略据点。但很显然，这一战略目的没有达到。
随着蒙古的反扑，大明不得已开始采取固守防御的姿态，也就在成化年间，大明在北部边境开始营建大量永久，半永久的长城，据点，城寨。这种明蒙关系一直延续到嘉靖朝，到了”隆庆和议“才得以改变。
明代我们说皇帝不上朝，最著名的就是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两个人都是几十年不上朝，也基本不见群臣。但是我告诉你，这套玩法其实是在成化年开始出现的。
成化初年，朱见深的内阁还是一个比较高效的机构。此时内阁的“票拟权”已经得以完善，所谓“票拟”就是对政务的施行建议。之所以说这个内阁高效，是因为成化初年内阁的阁老经常和皇帝碰面讨论事情，且这批人都是天顺年留下来的，也就是朱见深的爹留给儿子的团队，袭承了之前的执政风格。
但随着这几个累朝元勋的老病内退，特别是万安成为内阁首辅之后，朱见深的执政风格开始转变，几乎不再见群臣，什么廷推啊，经筵啊，能推的一概推掉，除非一些必须皇帝本人出席的典礼场合，朱见深一心躲在宫里炼丹。
其实问题的核心都是朱见深。如果你仔细去分析“纸糊三阁老”的履历，你会发现很多的相似点：
1.三人均为正统十三年的进士，而正统十四年便发生了“土木之变”；
2.三人要么是通过外戚提携，要么原先就是东宫旧人，与朱见深关系非同一般。
3.三人原先都是饱读之士，履历上少有瑕疵，在万安成为内阁首辅之前并不遭人鄙夷。
所谓的“纸糊三阁老”是朱见深刻意营造的一种状况，为的就是打压朝臣，并且在皇帝与群臣之间树起一个挡箭牌。朱见深用司礼监的“批红权”（决策权）来制衡内阁的“票拟权”，用汪直等人的厂卫系统打压朝臣个体，以此拱卫皇权。
这套法子虽然老祖宗们也在用，但朱见深直接把自己的内阁架空了，用了一种相对极端的法子。只是朱见深的运气足够好，大明在这个时候，各种内外矛盾虽然已经凸显，但没有呈现总体发酵的状态。
后来的嘉靖皇帝也是这么玩，只是嘉靖足够自信，没有像朱见深这样太过倚重宦官势力，还是给予了内阁一定的权力，找了几个会做事的首辅，也因为嘉靖时期各种问题频发，再像朱见深这样玩“无为而治”，大明可能就真的要倒闭了。
我们不谈论这套法子好坏，但朱见深的这个玩法，是被后来嘉靖和万历发扬光大了的。
我之前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明宪宗，当时是因为听到了太多对于朱见深的负面评价，总觉得过于偏颇，故而稍稍为其“洗白”，因为生而为人，终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绝对地赞誉。
这里提列了几点成化年间对于大明中晚期影响较为深远的事情，也并无攻击明宪宗的意图。之所以说成化朝是大明的一个转折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明的国家财政状况，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变差的。纵观晚明的诸多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国家没钱，但史家又明确地说告诉我们，在成化年间，仁宣之治于斯复见。
文尽于此，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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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3 12:02
大明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成化皇帝），是一个很奇特的矛盾体。因为幼时悲惨的境遇，他生性懦弱，但骨子里却又继承了老朱家铁血悍勇的基因。
于是万贵妃在后宫一次次*迫受孕女子堕胎他可以不闻不问，却在上台后对西南地区和东北女真诸部采取雷霆手段，毫不手软；方士僧道巧立名目耗空了他的私库他只是憋红了脸不软不硬地抱怨几句，却可以扶持汪直上台创建西厂对群臣极尽打压。即使对于他个人的评价，后世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说辞，在庸碌昏君与治世贤帝之间难以取断。
成化朝的二十三年，是大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期，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阶段。
朱见深是一位非常有人缘的皇帝，起码在当时是这样的。好人缘得益于两点，即有人爱和没人骂。
我们知道朱见深的父亲是明英宗朱祁镇，就是那个在土木堡丢了几十万大明主力，自己还被蒙古人绑成肉票的哥们。父亲被绑之后，朱见深的叔叔朱祁钰就登基做了皇帝，即明代宗。后来朱祁镇被放回来了，过了几年发动”夺门之变“重新复辟。所以这对同父异母兄弟关系是非常差的，朱祁镇再次登基后不仅不承认朱祁钰皇位的合法性，同时清洗了一大片明代宗时期的大臣。
朱见深登基后，在这方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重新承认了叔叔朱祁钰皇位的合法性与其 历史 地位，并给予相应的*待遇；第二，重新启用了一大批被父亲罢免的朝臣。
如此一来，一大群*都对朱见深感恩戴德，在士林中朱见深有非常高的威望。
那么没人骂呢？这里真的要说朱见深的脾气了。朱见深的脾气有多好？在其执政期间，似乎没有一位大臣被他下令杖责过。一个领导好说话到这种程度，即使他没做出什么丰功伟业，带领的团队绩效不佳，即使不被人喜欢，也绝对不会被人讨厌，更何况当时老百姓的日子过的并不差。
所以朱见深的好脾气，对于他皇帝的人设，其实是加分了的。
大明开国传到朱见深的时候，很多 社会 矛盾其实已经开始凸显了，其中一大问题就是人地需求的紧张。说白了，还是封建制度的老弊端——土地兼并。
一方面，大批*世家手里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而这些人是不需要交税的；另一方面，大批底层劳动力为了避税，开始附庸到这些*世家中去，甚至直接离开原籍地去他处讨生活，导致了朝廷赋税的减少。
明代皇帝的私房钱收入是与国库收入挂钩的，按照一定的比例从每年国库的收入中支取。这么一来，朱见深的私房钱就少了，而朱见深自己又有一个很烧钱的爱好——修道炼丹，需要供养大量的方士僧道与供应各种珍稀药材。怎么办？皇帝自己搞创收。
于是皇家甚至皇帝直接控制的耕地开始迅速壮大，即所谓的皇庄；皇帝开始在宫内和宫外让太监们开设各种买卖，赚取商业利润；甚至很多被厂卫查抄的大臣资产，也直接存到皇帝的私库；对了，除了要地要钱，皇帝连人也要，罪臣的子女啊，俘虏的子弟啊，还有少数民族为了示好进献的美女啊。你就看后来汪直的出身（大藤峡之战瑶民俘虏），还有后来明孝宗生母纪氏的出身（瑶族首领的女儿），便可见一斑。
其实皇帝敛财的问题，各朝各代都一直有，手段也是这几样。但明代在朱见深之前，大体上做的都不过分，但成化年间其手段开始愈发地肆无忌惮，目的性愈发地不遮掩，除了尖锐的人地矛盾，复杂的 社会 现状还有皇帝奢靡的用度外，也代表着大明王朝终于停止了他的上升期。
后来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弘治），孙子明武宗（正德），在敛财这件事情上，都基本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中期，对外关系主体的对象是蒙古。当时女真问题还不突出。客观地讲，后来嘉靖朝大明与蒙古尖锐的军事对峙，都和成化年间的对外*有密切关系。
“土木之变”后，明蒙关系跌入冰点。但是“北京保卫战”后，随着双方和解与蒙古内部的内耗，双方一度达成和解。蒙古向明朝派使朝贡规模最大的使团就发生在景泰年间。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之后，因为在草原特殊的“生活经历”，也对蒙古保持了相对宽松的和解*，北方边境虽然谈不上平安无事，但也很少有大的烽火，你就看朱祁镇后来在北京还特意为蒙古部族首领也先建了祠。
朱见深上台后，开始对蒙古采取强硬态度。成化九年，成化十六年，大明对蒙古主动出击捣巢，重伤蒙古。当然，这里的重伤是相对明军以往对蒙作战的战果来说的，对于整个明蒙之间军事实力的扭转，是毫无益处的。朝廷一直渲染这些战斗的成果，也极大地激怒了蒙古诸部族。
朱见深当时的战略构想是直接给予蒙古重击，甚至重新让明军恢复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即使无法完全控制也要把河套地区作为一个利于明军出击的战略据点。但很显然，这一战略目的没有达到。
随着蒙古的反扑，大明不得已开始采取固守防御的姿态，也就在成化年间，大明在北部边境开始营建大量永久，半永久的长城，据点，城寨。这种明蒙关系一直延续到嘉靖朝，到了”隆庆和议“才得以改变。
明代我们说皇帝不上朝，最著名的就是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两个人都是几十年不上朝，也基本不见群臣。但是我告诉你，这套玩法其实是在成化年开始出现的。
成化初年，朱见深的内阁还是一个比较高效的机构。此时内阁的“票拟权”已经得以完善，所谓“票拟”就是对政务的施行建议。之所以说这个内阁高效，是因为成化初年内阁的阁老经常和皇帝碰面讨论事情，且这批人都是天顺年留下来的，也就是朱见深的爹留给儿子的团队，袭承了之前的执政风格。
但随着这几个累朝元勋的老病内退，特别是万安成为内阁首辅之后，朱见深的执政风格开始转变，几乎不再见群臣，什么廷推啊，经筵啊，能推的一概推掉，除非一些必须皇帝本人出席的典礼场合，朱见深一心躲在宫里炼丹。
其实问题的核心都是朱见深。如果你仔细去分析“纸糊三阁老”的履历，你会发现很多的相似点：
1.三人均为正统十三年的进士，而正统十四年便发生了“土木之变”；
2.三人要么是通过外戚提携，要么原先就是东宫旧人，与朱见深关系非同一般。
3.三人原先都是饱读之士，履历上少有瑕疵，在万安成为内阁首辅之前并不遭人鄙夷。
所谓的“纸糊三阁老”是朱见深刻意营造的一种状况，为的就是打压朝臣，并且在皇帝与群臣之间树起一个挡箭牌。朱见深用司礼监的“批红权”（决策权）来制衡内阁的“票拟权”，用汪直等人的厂卫系统打压朝臣个体，以此拱卫皇权。
这套法子虽然老祖宗们也在用，但朱见深直接把自己的内阁架空了，用了一种相对极端的法子。只是朱见深的运气足够好，大明在这个时候，各种内外矛盾虽然已经凸显，但没有呈现总体发酵的状态。
后来的嘉靖皇帝也是这么玩，只是嘉靖足够自信，没有像朱见深这样太过倚重宦官势力，还是给予了内阁一定的权力，找了几个会做事的首辅，也因为嘉靖时期各种问题频发，再像朱见深这样玩“无为而治”，大明可能就真的要倒闭了。
我们不谈论这套法子好坏，但朱见深的这个玩法，是被后来嘉靖和万历发扬光大了的。
我之前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明宪宗，当时是因为听到了太多对于朱见深的负面评价，总觉得过于偏颇，故而稍稍为其“洗白”，因为生而为人，终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绝对地赞誉。
这里提列了几点成化年间对于大明中晚期影响较为深远的事情，也并无攻击明宪宗的意图。之所以说成化朝是大明的一个转折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明的国家财政状况，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变差的。纵观晚明的诸多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国家没钱，但史家又明确地说告诉我们，在成化年间，仁宣之治于斯复见。
文尽于此，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