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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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3-02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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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6 16:18
所谓现实主义，一般来说是指有关作家作品同现实的关系的理论主张。现实主义可以指文艺史上的一种流派，也可以指某一作家进行创作时处理作品和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而比较自觉的现实主义理论往往兼顾这两个方面。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就是这样，它包括：一、对《诗经》以来作家作品同现实关系的评价，也就是有关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流派的盛衰变迁；二、在有关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的评述基础上，提出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下面介绍白氏这两方面的理论主张，并略作评价。
一、关于《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的评述
白氏从诗歌同现实的关系出发，评述了《诗经》以来的诗歌发展史。他认为《诗经》最能完善地处理诗歌同现实的关系，认为后代诗人未能自觉地，完备地继承《诗经》的优秀传统。《与元九书》中认为《诗经》是儒家六经之首，是“人文”中最重要的，因为它的本质特征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认为《诗》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准则，对统治者来说可以“补察时政”，对老百姓来说可以“泄导人情”。以诗歌沟通感情能够达到“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的*清明、国泰民安的盛世。白氏强调必须继承《诗》的优秀传统：“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白氏以此为标准，批评了《离*》与汉代五言诗过于重视抒发个人恩怨，讽谕性只及《诗》的“什二三”；对六朝时的山水诗他更是持否定态度；对唐诗，他只肯定联系现实紧密，*思想倾向强烈的诗作，如肯定陈子昂《感遇诗》二十首、鲍照《感兴诗》十五首，肯定杜甫新题乐府等部分诗作。而对唐代一些专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的诗作，尤其是对大历十才子，他痛心疾呼“诗道崩坏。”白居易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一再阐述了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
第一、认为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他在《策林六十八》指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诗歌表达人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引起的。这种触发人们感情的客观事实往往同国家*的盛衰得失互相关联。诗歌来源于现实，而又反映现实，“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从各个时代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盛或衰，统治者的*是得或失，人民的感情是悲或乐。白氏列举《诗经》中的作品为例证实这种观点。总之，白氏认为诗歌同现实的关系是紧密的，诗歌具有植根于现实与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
第二、认为诗歌必须为改良现实*，巩固现存的皇权统治服务。从诗歌同现实的关系出发，白氏认为诗歌必须为现实的*服务，白氏对这方面的观念反复地作了阐述。《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的“时”“事”即是指现实的*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提出这一准则，所针对的是企图超越现实*的抒情咏物之作。白氏把他的讽谕诗看作诗谏。《与元九书》说他当谏官时，每月都要尽职进谏，企图改良现实*。有些“救济人病，补裨时阙”的话语，难以在奏启中直接陈述的，“辄咏歌之”，以呈诗代奏启。白氏对其诗谏引起的强烈反响很自豪，如《贺雨诗》、《哭孔勘诗》、《秦中吟》、《宿紫阁村》等诗作引起权豪、握军要者的“相目而变色”，他们攻击白居易“沽名”、“诋讦”、“讪谤”,连亲人也不理解他。然而，白氏有同气相求的诗坛知友，如读白诗而喜的邓鲂，读白诗而泣的唐衢，更不用说新乐府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了。《秦中吟》等佳作在民间也是广泛流传。因此，白氏坚定地反复阐述有关诗歌必须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的主张，“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籍古乐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甚至认为劝善惩恶改善社会风气，补察得失改良现实*，主要依靠诗文创作，“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策林六十八》)
第三、认为诗歌同现实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虽然是具体的诗人或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集体的创作，但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感情。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最初通过语言，进而通过有节奏与乐感的歌声，进而通过凝聚的深刻含义。这种沟通人们感情的“言”，“声”、“义”的集合体就是诗歌。白氏以果树的生长过程比喻诗歌的创作过程，给诗的本质特征下了个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之树能够生长发展，靠的是以感情为根，深深地扎于现实的土壤中。诗歌之树破土而出萌发幼芽时，感情的表达靠的是语言。语言是诗歌最基本的要素。幼苗成长了，感情要用更完美，更复杂的方式来表达，富有节奏性和音乐感的歌声使诗歌之树盛开着鲜花。鲜花是美丽的，而生命力强劲的诗歌之树并不满足于开花；感情是动人的，而优美的诗歌并不满足于抒情。诗歌之树结了果实，现实主义诗作以表达诗人改良社会*与现实生活的意愿为归宿。与此定义相关的，白氏重视诗歌的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策林六十八》提出诗歌主要发挥“惩劝善恶”和“补察得失”的作用。《与元九书》紧接着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后指出：“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对于同现实*关系不密切的个人之情的抒发，白氏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白氏有关《诗经》以来诗歌发展史的评述中肯定的作家作品面比较窄。原因就在于白氏有关诗歌社会功能的论述，侧重于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必须以认识、教育作用为前提。
第四、认为诗歌批评的首要标准是信实，内容重于形式。白氏从诗歌同现实的关系与社会功能出发，强调诗歌的批评标准是信实，即忠实于社会现实。《新乐府序》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因此，白氏否定写理想为主、抒情为主的浪漫主义作品，对屈原和李白的作品表示不满甚至否定。关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强调以内容为主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从具体作品来说，出发点是“情”，归宿是“实”，都是指内容；在行文过程中的“言”与“声”一类艺术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从文风来说，主张质朴与通俗，反对华丽与蕴籍，《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以前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使之体系化。从当时现实来说，推动了诗*新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唐时期，表面中兴、内里矛盾重重、*黑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以大历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讳、夏侯审、李瑞)的脱离*，逃避现实的不良创作倾向，影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从大历初至贞元中二十余年，是唐诗发展的低潮，蜂腰阶段。他们大多浮在社会上层，对安史之乱以后动荡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疾苦很少反映。许多互相酬唱和呈赠达官贵人，内容也以流连光景，吟咏山水田园居多，严重脱离社会生活。白氏力挽颓风，有针对性地阐发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对唐代的诗*新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不足之处，在于片面强调诗歌同现实*的关系，对诗歌反映现实时的形象性、多样性与曲折性缺乏必要论述。
三、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贡献包括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从批评史上来说，标志着古代文论中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成熟。从先秦两汉时代起，以总结《诗经》的创作经验及其社会作用出发，产生了重视诗歌和现实关系的理论主张。
白氏在总结前人理论成果、结合自己和同时代人创作经的认识，对写理想为主，抒情为主的作家作品表现出狭隘与轻率，对不同风格的诗歌缺乏公正的态度，对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白氏对前代和唐代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欠公正、不全面。对他自己的除讽谕诗以外的多数作品，尤其对《琵琶行》、《长恨歌》等不朽名篇的主观评价和这些作品的客观影响并不一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由于这些明显的局限与不足，对白氏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与作品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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