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际为何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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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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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4 03:06
韦定广
摘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化与欧洲、北美国家工业化的新发展推动产生第一国际，同时在此背景下现代民族、民族主义的勃兴又成为第一国际出现*、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现代国家”普遍建立和巩固进一步削弱了第一国际内部联合的力量，使民族立场、国家立场成为各国工人组织的基本主张。从此以后，国际*主义运动不断受到“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第一国际 现代民族 民族主义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也称第一国际或简称“国际”），是国际*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马克思曾经对它寄予很高的*期待，想努力使之“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马克思为保护和促进国际的成长倾注了全副的心血，特别是与内部各种思潮与派别的斗争几乎耗费了他近10年的精力。然而，苦心维持最终却难免解散的命运。为什么马克思为国际苦心经营的*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关于国际解散的原因，国内流行的解释主要归咎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反动*的*与围剿；内部不同思潮和派别的斗争及由此所导致的*；再就是所谓的欧美工人运动新发展。 重新研究历史，笔者发觉，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化条件下欧洲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与巩固，或许才是导致国际最终必然走向解散的根本原因。
（一）
国际的成立首先是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工业化以及全球化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国家的阶级结构。60年代，欧洲的产业工人达到874万，手工业工人则有1123万。由于机器大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工厂制度的锻炼，主要工业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都较50年代以前有所增强。因此从1859年7月的伦敦建筑工*罢工开始，工人运动在欧洲各主要国家蓬勃发展，并且以各种组织活动方式对欧洲*舞台旋转发生影响。而全球化推动下的*界人员流动与各国间竞争的加强，也使已经初步实现国内联合的工人组织意识到进一步加强国际联合的必要。例如在英国工人罢工时，资本家经常通过雇佣欧洲其他国家工人的办法破坏罢工，因而作为国际发起方之一的英国工会，需要借助各国工人的互相团结来维持罢工的成果。
然而，工业化、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还有民族运动的勃兴；事实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欧洲范围现代意义的民族迅速生长和民族主义盛行时期。因此，为我们长期研究所忽视的是，国际实际从诞生之初就面临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的严峻挑战。
现代民族学将族群（ethnic group）与民族（nation）当作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的两个概念。曾经被作为民族来理解的“族群”，主要是指由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别而形成的人类集团；而“民族”这个概念则“体现着主观态度与客观*意愿环境的结合”， 其显著特征在于强烈的主观意识性和明确的地域性。人类整个近现代文明史与“民族”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密不可分。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说过：如果不对“民族”这个概念以及由此派生的词汇有所了解，简直无法对人类最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做出解释。在古代欧洲，所谓“英格兰人”、“法兰西人”等等主要是地理概念，而不具有*实体性质。16世纪到18世纪，贸易、商业以及市场关系的扩展，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改革，各种*思潮及对古典*思想的恢复、文艺复兴等因素促成群雄纷争的局面。拿破仑横扫整个欧洲的征服与反征服，极大地刺激和引发了民族主义浪潮。对于西欧工业发达民族来说，全球性殖民扩张都是在国家旗帜下进行的，竞争的需要不断强化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在征服世界过程中始终经历着民族优越感的膨胀。对于落后国家，反抗外来入侵或被殖民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民族意识、“祖国”意识全面形成、空前高涨的时期。列宁在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列宁概括总结的两种趋势在19世纪后期恰好同时存在。于是，一方面有国际的诞生，另一方面又是民族的兴盛和民族主义的大发展。并且此时民族问题已经不再限于工业发达国家。曾经领导过意大利民族独立的马志尼认为，在1850年欧洲只有11个“真正的民族”。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运动甚至能够在料想不到的偏僻角落里产生。而且这时期民族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将民族与国家相等同，“族群”裂解，民族国家建立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于是，原本主要作为地理概念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也就具有了丰富的*内涵。
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比较，民族主义更容易影响广大国民思想情感，并在国际性质的联系与交往中获得流露与表现。关于世界劳动阶级实现联合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已经产生，例如在托马斯•潘恩的著作和英国通讯协会宣言中都有所阐述，空想社会主义者格拉古•巴贝夫也论述过这个问题。在19世纪上半叶，陆续出现过三个反映劳动者团结愿望的国际组织：正义者同盟、民主主义者兄弟会和国际协会。但是这些组织既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且也都非常“短命”。根本原因在于工人的社会联合倾向与**者多半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活动之间存在矛盾。 劳动者的国际组织内部联合要求与民族主义表现同时并存，这在本质上是与上述列宁所揭示的全球化的两种历史趋势相一致的。而到第一国际时期，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民族国家普遍建立背景下，一方面联合由以往主要表现为单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发展到侧重以国家为单位的整体组织性参加；另外一方面，民族主义也附带有更多的国家主义特征。成立国际的起因在于英、法、德三国工人组织声援波兰发动反对俄罗斯的民族起义，但在国际存在过程中，民族问题经常成为不同派别争论的焦点。可以认为，我们以往概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派别的斗争，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必然存在的民族或民族主义问题。例如作为国际的主要成员团体，英国工联在爱尔兰问题上明显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国际总委员会的观点相左。马克思认为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 但是工联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需要，却处处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最后导致国际总委员会与英国工联彻底决裂。又比如与蒲鲁东主义的重要意见分歧之一，是如何对待波兰问题。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是主张波兰独立的，因为从国际的观点看，“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波兰人“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 但是，由于德意志属于占领波兰的民族，所以蒲鲁东主义者们从“德国人”的立场出发，明确反对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明确反对国际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另外到了中后期，国际内部又出现了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工人组织，反对少数人把持国际的“反*”态度。由于“这一态度同业已膨胀的民族主义已经结合在一起”，结果导致*、导致对马克思观点的抵制。 国际*的原因当然并不完全在于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因素。
（二）
民族问题之所以最后演变为国际解体的重要因素，又与这一时期欧洲的“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代国家的建立、发展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相一致。马克思在《*党宣言》中描述道：“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 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在1688年以和封建王朝达成妥协而告终，欧洲历史上从*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剧烈转变的大门主要由法国大*开启。从19世纪初到六七十年代，主要工业国家在*上都处于向现代国家过渡过程中。例如在法国，有议会与封建*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复辟与反复辟、资产阶级共和派与资产阶级保守派……到了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后期，法国的*才开始稳定下来，同时也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英国、法国较早实现民族统一不同的是，德意志民族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不断经历着*的痛苦，直到1871年，长期*的德意志终于成为拥有共同语言、共同社会心理和共同经济利益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意大利人民长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展开“民族复兴运动”，但也是到1871年，才第一次真正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在欧洲*舞台。美国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却存在着北方工业资本主义与南方农业奴隶制的对立，南北战争后形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因此大体在六七十年代，西欧、北美主要国家在实现统一基础上，大致完成了从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根本转变，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新出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
现代国家之“现代”，突出表现为“*机器既明显区别于统治者，又明显区别于被统治者，在一个划定界限的区域内享有最高管理权，有暴力垄断的支持，并且作为国民对国家最低限度的支持和忠诚的结果，这种*机器享有合法性。” 这种解释如同*分析中的许多定义一样，或许存在分歧，然而无异义之处在于对统治合法性的认定。古代国家的统治属于“君权神授”性质，而在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兴盛之后，“神圣权利”日益受到挑战和侵蚀，在固定领土和民族范围内的国民认同与忠诚，成为统治者不得不努力争取的目标。有人认为在近代西欧，国民认同与忠诚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获得：*领域——普选权的扩大与兵役制；思想文化领域——义务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想情感的培育；经济领域——税制与社会福利*。 经过第二次工业*和实现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后，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需要借助于这些手段来巩固其*统治。以英、法、德民主权利的扩大为例：
——英国虽然由1688年的“光荣*”创立起具有民主内涵的*结构，但因缺乏有效形式，“国家”实质上堕落为寡头*的工具。1831年，英国1300万人口中只有选民35万（2.6%）。但在1867年改革后基本废除对选民的财产要求，大部分城市工人阶级开始拥有选举权；稍后不久，全国60%的男性公民获得选举权。
——法国从1789年起，公民的选举权几经反复。1793年*承认男子普选，而且规定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路易十八宪章则强调交纳直接税300法郎以上者才有选举权，于是3000万法国人中只有1/10的人拥有选举权；第二帝国时期一度自由倒退、普选成为帝国的摆设，然而1860年开始“自由主义帝国”时期，1864年5月工人获得罢工的权利；1870年5月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拿破仑三世顺利蠃得了“帝国的第二次重建”。
——德国在统一后的1871年“帝国*”同样规定了民主选举原则，只强调25岁以下男子、25岁以上领取贫民救济金的男子和妇女、军人无选举权。
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大多数人，这使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拥有现代*合法性内涵。我们可以指责其“虚伪性”和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性质，然而，当一个政权主要由社会选举产生时，任何阶级再要试图夺取政权，除非当政者极其反动或*，否则就要背上“非法”的罪名。更何况在西欧、北美主要资产阶级国家，工人阶级不但开始获得*权利，而且随着社会改革措施的推广，还不断从“国家”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例如在英国，1870年*颁布教育法，要求5－13岁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1875年颁布《企业主和工人法》，维护工人的就业权利；同时英国国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案》，确定由市政当局负责地方的健康管理。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日益巩固，工人通过罢工方式争取自身权益的做法也逐渐被法律允许。这一切再加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确立，不能不使人们对“祖国”拥有更具体、更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当由于国民认同和忠诚的扩大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时，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就相应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民族国家在更深程度上侵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更广泛地在国际交往中发挥作用时，在许多情况下，民族性不能不压倒阶级性而对*活动产生影响。在《*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命题。然而随着19世纪后期现代国家的普遍建立和巩固， “祖国”的概念却越来越深入人心，并日渐成为工人国际联合的障碍。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1875年与拉萨尔派合并，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以后又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5年两派合并大会通过的“哥达纲领”中，德国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活动”，而把“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当作次要的或以后的事情。马克思指出，“纲领”渗透着拉萨尔的“最狭隘的民族观点”。马克思批评道：既然“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那么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忽视自己的“国际职责”。然而遗憾的是，“纲领”“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 如果我们联系上述背景来思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立场、国家立场也就丝毫不觉得奇怪了。
（三）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排除马克思有将国际建设成世界性*党组织的设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所有参加国际成立大会的代表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在国际成立之初，马克思认为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已经达到有可能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目标的时刻，因而成立国际的目的，“是为了用真正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 然而在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普遍建立背景下，事实上只能是社会主义政党在各国范围的建立与发展。1875年即在国际宣布解散当年，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创立的一个*机关的第一个尝试”；同时也指出“这种尝试……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根本原因何在？马克思没有做出明确解释，或者事情在当时还不那么清楚，或者是不愿意承认。但在今天看来，主要在于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与巩固。19世纪后期，不但是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民族化，而且工业欠发达国家（例如东欧、北欧国家）和工业不发达国家也陆续开始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在现代国家形态下，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对抗等等，都会对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形成严重障碍，并使国际*主义运动不断受到“最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不良影响。但是，由于问题刚开始显露，或许由于主观上过于重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马克思当时认为民族及其民族国家问题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次要的”。
我们当然不能过于苛求马克思，因为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落后于事实发展本身，这是经常的事情。民族问题早已在19世纪的欧洲*和世界*中充当重要角色，但整个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及其深入研究却是在20世纪。1907年，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就已指出：“科学几乎将民族问题完全留给抒情诗人、杂文家以及国民大会中、议会里和啤酒桌旁的演说家去议论。”然而不管怎样，在马克思思想中是次要的东西，后来却成为第二国际辩论的核心。由于构成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其运动要求的根本挑战甚至冲突，首先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正是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例如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以及稍后的列宁。恩格斯后来总结道：国际工人协会“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这一“旧形式已经过时了”。 恩格斯的总结是与对现代国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一思想长期没有引起后人的充分重视。如果联想一下20世纪国际*主义运动中许多挫折和与教训，特别是第三国际的错误，对问题的性质及其后果会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列宁后来在1919年对第一国际有过一个评价：“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进攻的准备”；“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总结20世纪的国际*主义运动史，列宁的这个评价显然是过于“高度”了，因为至少在国际之后，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发生过工人“向资本进行*进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大规模行动。
在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第一国际最终没有能够完成马克思为之设计的任务和目标，但以当今观点考察，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以对抗西方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为内涵、并取得重大影响的国际非*组织（NGO）；其成立时间早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一个*间组织——国际电报联盟（1865年）。即使仅凭这一点，国际也足可确立其历史地位、足以令当代记忆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参见张汉清：《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一国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361页；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主义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6页。
Peter Alter,Nationlism,1989,p.16；转引自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导论”部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29页。
参见[德]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2页。
参见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年》，第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mmunist Interlude, or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SA Regional Colloquium, Bulding Open Society and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in East-Central Europe, Krakow,Poland,Sept.15-17,19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5－26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9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页。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43、644页。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0、791页。
参考资料：http://bbs.medall.cn/viewthread.php?tid=4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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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4 0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