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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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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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06:53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以及法律*，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由柳洪平创建。
b]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ž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ž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ž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ž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
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
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
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473025.html?s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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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06:53
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让春秋时期的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都对中国的法律思想史有很重要的影响。两者的法律思想既对立又不乏统一。
一、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
（一）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
儒家主张人治，孔子重人治 ，轻法治，提出 “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片面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国家的治乱，政事的兴废，完全取决于有无明君圣主，儒家主张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律之上。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法任而国治。
（二）儒法刑罚轻重的对立
儒家主张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宽猛相济的刑罚，“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法家则认为要重刑罚，轻罪重罚，以刑去刑。
（三）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法家主张“刑无等级”
儒家在礼治秩序下，刑法的适用也主张别贵贱，分等级，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有等差”。法家则认为刑无等级，商鞅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法家认为奖赏刑罚完全要一种客观的标准。
（四）儒法两家代表阶级立场不同
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以中庸哲学理论为基础，出于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提出来的。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认为，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礼”是不公平的，必须将其废除，应实行重刑，借此威慑臣民守法，因此“法治”成为他们推崇的治国方略。
（五）儒法两家的历史观的不同
儒家为了维护已经过时的礼，反对当时新兴封建势力所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法家则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主张法律必须紧跟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主张变法革新。
(六)儒法两家重君与重民的分歧
儒家重视民心向背,认为统治者只有争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法家则主张以君为主,法为君操，势为君处，术为君执。
二．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辩证统一的说，二者也存在相同点：1、儒法两家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的*思想。2、儒法两家都主张德行并用。
综上所述，认为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大异之中也存在着统一的思想，对中国的法律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既要可以从儒家的法律思想中学到要刑罚与道德并施，也可以从法家思想中升华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的思想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