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的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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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09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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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6 21:39
儒家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期士阶层中的一个主要学派，儒学是王官文化沦落、士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儒学创始人孔子比任何学派都尊重古代文化，他对三代古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儒家并没有隔断历史传统，在三代尤其是西周“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仁政”的思想，顺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地主阶级兴起、思想解放、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给当时的社会提供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精神财富。儒家的最高人生追求是济天下，主张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立足于现实，以敏锐的观察与理性的分析，关注形形色色的现实人生，儒家散文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奠定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基础。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探究当前及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向及趋势，来寻找治理世道的规律与方法，由他修订的《春秋》，就体现了这种意识。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它开创了中国史书的基本形式，开了中国成系统的历史散文的先河。孔子著《春秋》前，曾有过各诸侯国的国史——“百国春秋”，孔子的《春秋》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孔子说的“属辞比事”。（《礼记·经解》引）“比事”，就是把事件按时间顺序严格加以编排，但与“百国春秋”的根本区别在于孔子在“比事”中有自己的“义例”，也就是贯通全篇的“礼义”。主旨是维护周礼，代周天子褒善贬恶，尤其对僭越违礼者进行*上的诛伐，从而体现仁德治国永固大一统的儒家王道。“属辞”，就是遣词造句。《春秋》属辞的特点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就是说《春秋》言辞少而意义显豁，记的虽是史事却含着深刻的道理，表述婉转有章法，书尽其事，无所污曲。简洁的语言中隐寓褒贬，有“微言大义”，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语言凝练、平浅，比起《尚书》古奥的语言有很大进步，摆脱了诰语的“佶屈聱牙”，创造出一种平实、浅显、含蓄、准确的书面语，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的贡献。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例，但首创难工，继它之后不久出现的《左传》，才是儒家一部史实详备、富有文采、基本成熟的编年体史著。《左传》作者不满足《春秋》那种对历史事件作简单的陈述，他要以富赡而有趣的史事，各种人物生动而详细的历史活动，来充分而生动地展示那段激烈动荡的春秋史，为中国文学园地增添众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叙事方法上，《左传》有顺叙、倒叙、类叙、次叙、断续叙、牵连叙等，这样，实际上就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纪事本末体的因素，使人物的刻画有了传记的意味。作者善于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把材料组织编排得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并用那支生花妙笔，把看似平淡的事件，也描写出紧张曲折的情节来，用生动的故事代替简单枯燥的事件概述。为了把事件的经过写得绘声绘色，扣人心弦，富有戏剧性，作者采用了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逸闻，甚至加进了自己的想像与虚构，把似乎无奇的人物也能写得富有传奇色彩。《左传》的记言，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作者善于以生动的具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善于以准确、精炼的叙述人的语言，来表述纷繁复杂的事变，来表达作者自己深刻、细腻的感情。《左传》中的“记言”，最为精彩的是行人的辞令。那些外交谈吐、政事议论、谏劝言辞，委婉有力，在彬彬有礼的形式下，带有极强的“杀伤力”。语言充满了智慧，善于揣摩对方心理而*，巧于以语言进行“心战”，显示了行人各自的个性风采。从《左传》开始，中国的史传中有了作者的专论，它加重了文章的感*彩，为后代史传褒贬人物、抒发作者感情创立了新形式。儒家历史散文以《春秋》为肇端，以《左传》为成熟，把中国文学的叙事、记言和写人的艺术技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讲，儒家历史散文不仅是后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例的源头，也是中国后世文章之祖。
孔子不仅是中国成体系的历史散文的开山祖，也是儒家哲理散文的开创者。其弟子门人及后学主要辑其言谈而成的《论语》，标志着儒家哲理散文的诞生。从《论语》语录体到《孟子》的对话体、《荀子》的专题论体，标志着中国议论文的逐渐成熟。在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正是这些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济世救民的箴言，不仅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同时也显现了儒者、仁者、贤者、圣者的音容笑貌和风度气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的容止，执着好学、学而不厌的学者的风范，刚烈、正直的志士的节操……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揭示得异常深刻，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仁义”说教，而是清晰地看到一个古道热肠、具有独立人格、超凡脱俗的君子形象。儒家关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这完全是从争取民心着眼的，最终落实到巩固封建社会秩序，建立和谐的大一统社会。君位的得失，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它对中国后世文学强调具备社会功能的特征影响极大。
儒家散文常寓情于叙事，以史实阐明道理，以形象说明玄奥，熔诗人的*、史家的渊博、哲人的睿智于一炉，是文、史、哲的完美统一，把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方式——认知、评价、审美集于一身。认知多为史实的介绍；评价主要表现为道德的评判；审美主要表现为语言艺术的展示。认知求真，评价求善，审美求美，儒家散文是真、善、美结合的产物。真善美构成了儒家哲学思想、史学意识、文学审美观念的共同内核，贯穿于儒家散文的创作过程之中，成为它的显著特质。这一特质决定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支配了中国文学基本发展的趋向。儒家散文兼具说理、叙事、抒情的体式及传统，一直为后世中国散文所继承，并孕育了中国早期的抒情性散文。儒家散文常赋予思想以一定的形象形式，所以叙述与抒情成了议论的基础，比喻、寓言等形式成了重要的表述手段。寓言不是小说，但寓言也进行艺术想像与虚构，展开生动的叙述与传神的描绘，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相应的性格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散文中的寓言成为后世小说的滥觞。
总之，儒家散文不论从创作体例、创作思想，还是从创作方法上，都对中国后世文学有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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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6 21:39
企业文化，从属于一种文化，必然离不开其产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影响。自世界走向工业化以来，人们把西方化视为现代化的同义语。凡不符合西化的，便被视为落后，尤其对儒学备加指责，被视为现货化的羁绊和障碍。然而近30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亚洲各国逐渐赶上了西方，有的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寻找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它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其共同的文化背景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许多材料证明，儒家思想及儒学价值观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发展经济的企业理念识别的建立产生积极影响。当然，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性而言，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发展特色的决非儒学一家，例如兵家《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思想，加以现代化改造，使之运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在企业决策、生产、开发、营销、管理、发展等关键环节上，都可以借鉴其创新精神、科学思想，获得成功。再如道家顺应自然、近朴归真的理念，对企业文化建立中关于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的和谐，寻找事物的规律等都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而法家的重制度建设，主张从严治国的理念，则对企业文化的组织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直接起到指导作用。
西方的一些管理学者认为，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腾飞，在于他们有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源头，或者说东方文化的源头，正是中国的儒家传统理论。中华儒家文化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大量吸取了道、佛等其他文化的内容，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了道、佛等文化，渗透到其他文化之中，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以儒、佛、道三教融合为特色的多元复合体的综合型文化。
儒文化中精神占主导地位。历史上，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孔子提倡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易传》加以发展，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然不息“的思想，这是对中国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孔孟儒家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义务，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中，提倡“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修己的同时，注重入世，讲求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学说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从而以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两千多年来，儒家的这种人生价值观，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传统，使得中华民族从未被外国概略者所征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使中国知识分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具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淡泊明志，克队私欲的自律精神，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敬老尊贤、抚幼长善、孝亲敬友的人伦道德观念，经过千百年岁月的陶冶，已深深地溶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对企业文化有积极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对企业理念识别的提炼与塑造，也产生很多的影响。
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哲学是我国先哲孔子最先发现，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仁学。以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为万物之灵。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儒家深信价值之源在于人心，人人具有价值自觉和实践的能力他们在个人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社会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价值系统被看作是个人体系的扩大。这样，人便成为社会化的人。
人为贵的思想运用到企业文化中，日本和美国都创造了很多的经验。以泰勒为代表的西方科学管理，见物不见人，继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阶段后，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决策理论、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主中心的现代阶段，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企业的主体是人，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的惠普公司提出“你就是公司”的理念，使员工与公司心心相印，个人与企业一体。结果是每个员工都把自己的才干和智慧施展出来，使每一件新设计产品都凝聚了每一位员工的才智和汗水，因而使他们获得成功。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说：“企业这一组织和由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都靠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来决定。”“企业即人”，指的就是人作为企业真正的资源，人是企业的主体和根本，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
对于塑造企业形象来说，管理主客体的道德塑造追求“慎独”，“止地至善”，队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以外，协调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东西是道德自律。韩国《经济人》周刊1994年11月2日刊登高丽大学校长洪一道的文章《21世纪的韩国企业和道德性》。文章认为：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对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更重要的事情。洪一道根据韩国实际，还强调其民族固有的孝道可以发展成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所谓主导21世纪，就是主导新的时代的文化和道德性。而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著名的旅游胜地琵琶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