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演变上课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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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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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12:25
淅江 洪波
吕叔湘先生的《语言的演变》是谈语言的变化发展问题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要看懂它并不太难，但是有关这篇课文的一些问题，也有说一说的必要。
一、吕叔湘先生与他的《语文常谈》
吕叔湘先生（1904－1998），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江苏丹阳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为当前我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学术顾问。他主持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在语言文字应用和语文知识普及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课文节选自吕叔湘先生的《语文常谈》。据作者在序中说：“1964年春天，有一天《文字改革》月刊的编者来看我，问能不能给那个刊物写点有关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结果就是后来在《文字改革》月刊上分期发表的《语文常谈》。原计划写8篇，可是刊出7篇之后，文化大*来了，杂志停刊，第8篇也流产了。后来也曾经想把旧稿整理印成一本小书，可是那几年的风气是以不读书为贵，也就迟迟没有着手。最近受到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督促，才又鼓起劲来修修补补送给出版社，离开最初发表已经16个年头过去了。给这些文章取这么个名字，无非是说，这些文章内容既平淡无奇，行文也没有引经据典，当不起‘概论’、‘基础’之类的美名，叫做‘常谈’比较恰当。”
吕先生在《序》中，带着某种遗憾，介绍了这些文章的写作缘由及其所遇到的波折。
《语文常谈》是一部讨论汉语常识问题的著作。全书共8章．分别阐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汉字读音、文字三要素、语句的结构、词义与句义、古今语言变化、方言与普通话、汉字改革与拼音问题。
只要读一读《语文常谈》，就会感到，吕先生给这本书取名时不用“概论”、“基础”之类的美名，而用了“常谈”之名，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自谦。
这本书虽只有6万多字，但几乎把汉语语言文字方面的理论和知识都涉及到了，给初学语言学理论的人，尤其是我们这样的青年学生了解语言学理论和知识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课文节选自《语文常谈》中的第6篇《古今言殊》一文里的前三部分。这三部分在原文中都有题目，其题目分别是《语言也在变》、《语汇的变化》、《语法、语音的变化》，只有第四部分《从文言到白话》课文没有选入。课文编者对选入课文的那部分内容让吕叔湘先生作了删改。
二、语言的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课文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语言总是处于演变之中。
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作一个深入的了解——
其一是，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列宁曾经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拉法格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生活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记。”（见拉法格《*前后的法国语言》商务印书馆，1978年1版）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有皇帝、丞相、太尉、大司马、布衣、庶人、士、薨、山陵崩、箭、戟等等词语，那么我们可以凭这些语言作出判断，这个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到了现在，这些词语当然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一些旧事物消亡了。代表这些旧事物的词语必定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口语中消失，而只保留在文献中或某些书面里。
拉法格在他的《*前后的法国语言》中还说：“意大利哲学家曾说：‘大部分词都有野蛮的和农村的根源。’正如罗马城中的圆形大理石庙宇永久地体现了拉丁乌姆的野蛮人用树枝和泥土搭成的窝棚一样，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保留着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迹。”我们现在读《诗经》，对里面的不少篇章，读起来感到比较困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反映当时生活的一些词语，在今天的生活里是早就消失了。于是，我们今天去理解诗经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就感到比较困难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文明语言中的词”所保留着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痕迹，来获得对当时社会的了解。
又如，我们古代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反映在语言中的牲畜名称（词语），不仅数量多，区别也很细。据统计，仅《诗经》中，表示马的词就不少于50个（课文中，吕叔湘先生仅举《诗经·鲁颂·駉》中提到的马的名称就有16种）。蒙语至今仍有类似的情况，有众多描写牲畜不同颜色、大小、品种、价值的同语。
从称谓来看，一对夫妻，妻子叫丈夫的父母为公公、婆婆，叫得亲热一点的，就仍然叫爸爸、妈妈。然而，假如我们今天去读《谷梁传·柜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父戒之日：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日：谨慎从尔姑之言。”再读唐代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刷深浅入时无了”’就会对“舅”、“姑”这些词感到不好理解。、这里的“舅”、“姑”分别指的是丈夫的父亲与母亲。
为何古代的媳妇叫丈夫的父母为“舅”“姑”呢？
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规定“同姓不婚”，只有不同姓的两个氏族才可以通婚。两个通婚的父系氏族彼此嫁女，实际上是姑舅结亲：从女方来讲，所嫁氏族的公公，正是母亲的兄弟辈，所以称公公应该称舅；所嫁氏族的婆婆，正是父亲的姐妹辈，所以称婆婆应该称姑。同样道理，女婿称岳父岳母也称舅姑。这种称呼习惯，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仍然保留着。
这样的称谓，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种佐证。
其二是，社会变迁也必定会影响语言。
解放前，我国工业品大多是靠国外运进来的，于是许多物品都带有一个“洋”字，如洋油、洋布、洋袜、洋线、洋烛、洋火（柴）、洋肥皂、洋铁面盆、洋娃娃等等。后来，解放了，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产品，这样，“洋油”改叫为“石油”、“煤油”，那些“洋布”之类的“洋”字也没有了。为什么这样“洋”字会没有呢？因为这些国外运进来的东西消失了，代表这种事物的词语在人们的生活中也逐渐被淘汰了。
三、吐故纳新是我们对待演变中的语言的正确态度
既然语言是在不断地演变的，那么对语言要采取吐故纳新的态度也是应该的了。
以《辞海》为例来说，自1979年版三卷本出版之后，1983年出版了《辞海·增补本》。按照大型辞书十年左右修订一次的国际惯例，辞海编辑委员会与上海辞书社对1979年版的《辞海》进行了修订和增补，于1989年出版。之后，又对1989年版的《辞海》作了修订，出版了1999年版的《辞海》，删去了过时的内容（包括词语），增补了新的内容（也包括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的情况，也是如此。自1978年12月第1版出版之后，于1983年1月第2版出版。由于语言在不断演变发展中，所以在1996年7月又出版了修订第3版，2002年义出了增补本。在这个增补本中，收进了不少新出现的词语，如：按揭、暗物质、暗箱操作、扳平、笔友、磁卡、宽带、锁定、双赢、基因芯片，等等。
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语言的演变情况，及时把新词新义吸收到自己的语言储备中来，才能使自己的语言越来越丰富，使用起来才有可能更自由更贴切更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