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戏剧结构各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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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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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14 10:18
时间集中，从第一幕到第四幕时间不到20小时；地点集中，三幕都在周家客厅；剧本巧妙地以明线、暗线交织布局，以幕前情节推动现在的剧情。
《日出》的结构是“横断面的描写”法，既西洋戏剧史上“人像展览式”的结构。它不像《雷雨》的结构那样严密紧凑，而是从“片段的方法写起”：
第一，剧本人物众多，却没有一个可以统帅全剧矛盾的角色。
第二，剧本情节线索也较繁杂，虽以剥削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压榨和他们内部狗咬狗的矛盾为基础，但全篇没有统帅全剧的中心冲突，也没有绝对统一的贯穿动作。
初看，结构松散，矛盾冲突不集中，但主题思想将他们（人物和事件）有机的统一在一起。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学习愉快！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14 10:18
在艺术上
他在用话剧这一外来的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社会生活，剧作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犹如浮雕：对话富于动作性，节奏感强，有音乐美，戏剧冲突紧张尖锐，戏剧色调丰富多彩，它们的多变的结构形式，浓郁的抒*彩，浓烈的民族风格；以及潜台词和戏剧悬念等特殊手法的运用，舞台气氛的创造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曹禺剧作的明丽而含蓄，深刻而隽永，情感炽烈，意境深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还有，《雷雨》是话剧，那话剧的语言特点是什么？你该会了吧！！！戏剧冲突紧张尖锐。赞同0| 评论
日 出
曹禺（1910 – 1996）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出身于官僚家庭。他仿佛是天生的戏剧家，从小就有机会欣赏中国的传统戏剧，在被称为中国话剧摇篮的南开中学又获得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更广泛地接触了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西方戏剧，不断地探讨戏剧艺术，使他与中国现代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场得以确立，并在中国观众中扎根。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
剧本《日出》的节选部分主要表现了潘月亭与李石清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人物对话当中鲜明地表现出两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潘月亭是大丰银行的经理，他老奸巨滑、深谙世故、心狠手辣、藏而不露……
当潘月亭得知李石清用偷看文件的方式掌握他的底细之后，只表现出原始的愤怒：“你怎么敢——”随即又转变话锋：“石清，不不——这不算什么。不算多事。互相监督也是好的。”他一改嫌李石清多事的骄横态度，与李石清成了“一条战线”的朋友，显得异常亲密。他并非宽怒了李石清的多事之举，而是将怒不可遏深深地埋藏地心底，用缓兵之计让李石清有充分的“表演”的机会和时间，况且，“燃眉之急”的时刻，李石清还会派上用场，此等小人此时还得罪不得……
潘月亭接受李石清想做襄理的暗示：（沉吟）“昌，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那件件事总可以帮忙。”他对李石清又采用了欲擒故纵之法，更显示了潘月亭的狡猾和老谋深算。
潘月亭渡过了临时的难关之后，他一改对李石清的态度。在李石清得意地描绘银行的美好前景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有人说不定要宣传我银行的准备金不够？”“说我的银行这一年简直没有赚钱，眼看着就要关门。”“同人背后骂我是个老浑蛋，瞎了眼，昏了头，叫一个不学无术的三等华来做我的襄理。”潘月亭对李石清的憎恨和不满已溢于言表，话语中暗含嘲讽和杀机。他终于炒了李石清的鱿鱼，解除了心头之隐患：“不过你今天坐的汽车账行里是不能再替你付的。”对潘月亭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李石清转眼之间由襄理变成了扫地出门的“废物”。
在“小东西”事件和公债的问题上，潘月亭对金八爷表现出了极端的退让。这也是他深谙世故的体现。
如果潘月亭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物代表的话，那么李石清就是上层与下层人物之间的枢纽。他精明、能干、咄咄*人，然而他的自恃聪明却导致了悲剧。
李石清掌握了潘月亭已将资产全部抵押出去的抵细，自鸣得意。看到潘月亭对他的退让后，更是步步紧*，（再顶一句）“的的确确行里不但准备资金不足，而且有点周围不灵。金八爷这次提款不就是个例子吗？”他抬出潘月亭不敢得罪的金八爷再打一打潘月亭已落了一半的气焰。看到潘月亭有些不安，李石清便抢了一句：“可是，经理，自从您宣布银行赚了钱，把银行又要盖大丰大楼的计划宣布出去，大家提款的又平稳了些。”这一“顶”一“抢”，使李石清觉得自己已操了一半的胜券。他进一步暗示潘月亭：“我总是为经理服务的。呃，呃，最近我听说襄理张先生要调到帝的地方去？”李石清乘潘月亭之虚而入，使潘月亭就范，他急功近利的心理此时已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但是，一时的占上风并没有给队带来好运气。潘月亭在他踌躇满志勾勒银行的美好前景时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解雇了他。李石清恼羞成怒，在潘月亭离去后愤恨地说：“我要宰了你，宰你们这帮东西”，显赫几日的李襄理就此从上层社会中消失了。他自作聪明、急功近利、卑鄙、自私，最终落得悲剧结局。
潘月亭在辞退李石清之后，也难逃破产的命运。曹禺在剧中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和腐朽糜烂，表现了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揭露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本质。
